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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更优权利条款”
———1958年《纽约公约》评析

黄亚英＊
【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


1958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制定和通过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⑴(通常简称为1958年《纽约公约》)。截止1998年6月10日该公约40周年纪念日之际已有11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⑵《纽约公约》已成为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公约并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corner stone)。⑶
由于许多缔约国除参加该公约外，还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有些缔约国同时还签订了涉及这一事项的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在《纽约公约》的具体适用中便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纽约公约》与国内法以及其它条约的关系。对此公约在其第7条(1)款中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⑷上述第7条(1)款2项(加着重号的文字)说明当事人在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某一公约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时，既可选择公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可选择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有关国内立法或该国缔结的有关其它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就是说，“第7条(1)款2项的规定给了当事人一项自主权利，即他可以援引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双边或其它多边条约的规定申请执行某一仲裁裁决，从而不再以《纽约公约》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⑸研究《纽约公约》的著名专家皮特·桑德斯教授在解释公约上述条文时也曾指出；“公约进一步阐明了该公约将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换言之，如果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境内有效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提供了比《纽约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的权利(more favourable right)，则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便可援引和利用该项更为有利和优惠的规定并以此取代公约的相关规定。”⑹故此，公约第7条(1)款第2项的规定被称为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more-favourable-right-provision)。⑺
“更优权利条款”在处理公约与国内立法和其它条约关系方面有面有着重要意义。⑻例如，在某一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时，该国既参加了《纽约公约》，同时又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如果该裁决未满足公约要求的执行条件，则当事人仍可适用被请求国的其它立法使该裁决得以执行。否则，如果排他性地单独适用公约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那些不完全符合公约承认和执行条件的裁决将会被搁置。所以，“更优权利条款”是公约积极促进和支持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目标的又一具体体现，“它为无法适用纽约公约进行执行的案件开辟了新的执行依据。”⑼
关于公约中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德国科隆上诉法院曾在判例中作了如下的准确论述：“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避免剥夺当事人依据被请求国国内法律中更为优越有利的条件去请求执行其裁决。”⑽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确比公约中的某些规定更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纽约公约》第5条(1)款(甲)项明确将仲裁协议的无效直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相反，按照德国法律，如果仲裁协议的无效可以在裁决作出国通过撤销裁决的诉讼加以救济的话，则仲裁协议的无效不能成为在德国境内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⑾也就是说，从德国法中专门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来看，未将仲裁协议的无效作为拒绝执行的一项直接理由。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向裁决作出国申请撤销该裁决，然后再以第1044条认可的裁决已被撤销这一理由要求拒绝执行裁决。这一点说明德国法与公约是不同的，它表明了德国法的规定比公约第5条(1)款(甲)项更有利于外国裁决在德国的执行。德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执行一项在南斯拉夫作出的裁决。本案中住所在德国的被告反对在德国境内执行该裁决。其反对理由是本案的仲裁协议仅被记载于双方中介人的笔记中，因而不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无效的。德国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4条，⑿除非外国裁决依其应适用的仲裁法(本案即南斯拉夫仲裁法)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应在德国得到执行。同时南斯拉夫仲裁法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当事人可以仲裁协议无效理由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由于本案被告未向南斯拉夫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所以该裁决按决定其效力的南斯拉夫法律已经生效，故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在德国法院是不能接受的。⒀法国最高法院关于“Norsolor V．Pabalk”一案的判决则是适用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又一典型案例。⒁本案仲裁庭是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维也纳设立的。仲裁庭认为自己无法选择某一合适的国内法适用于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因而决定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International Lex mercatoria)并强调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仲裁案的被告一方败诉，因此被告向该裁决作出地的维也纳上诉法院诉请撤销该裁决。维也纳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庭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无视国内法的选择适用而去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同时法院还认为国际商人习惯法是“其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世界法”。因此该法院撤销了部分裁决。然而上述仲裁案中胜诉的原告则针对已被奥地利维也纳法院撤销的部分裁决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如何对待原告的执行申请成为法国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法国和奥地利均已参加的《纽约公约》第5条(1)款(戊)项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申请可因该裁决已在作出国被有关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而加以拒绝。但是法国国内法在原则上未将“裁决被作出地国的法院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⒂最后，法国法院依照《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批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除法国和德国外，荷兰国内法律关于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条件也比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76条(2)款规定，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不应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如果援引该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已参加了仲裁程序并且在提出答辩以前，没有以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⒃而《纽约公约》则没有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规定。1994年12月荷兰鹿特丹的地区法院在“Isaac Glecer V．Moses lsrael Glecer”一案中涉及到承认和执行一项由以色列作出的仲裁裁决。⒄该案成为荷兰法院依据公约“更优权利条款”适用荷兰上述国内立法条文的很好事例。
通过对“更优权利条款”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和适用会给申请执行裁决案件中的被告造成预想不到的被动局面。例如，原告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一项针对德国被告的外国裁决，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按照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可能属于无效协议。但该被告未向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院(或其它主管机关)提起申请撤销该裁决的诉讼，而是期望着将来原告一旦在德国申请执行该裁决时援引公约第5条(1)款(甲)项规定，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该裁决。被告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原告不依公约而依“更优权利条款”援引对其更为有利的德国国内法申请执行该裁决时，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将不被法院所接受。而此时如果被告再向裁决作出国去申请撤销裁决，可能申请撤销的法定时限已过。⒅故对在仲裁中败诉并在象德国、法国、荷兰这样的国家拥有住所或财产的当事人来说一定要警惕对方当事人对“更优权利条款”的引用。
在研究“更优权利条款”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公约第7条(1)款的文字表述来看，“任何利害关系人”都不能被剥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里的“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引用“更优权利条款”。也就是说是否只有申请执行的一方才能在公约和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之间进行选择适用?还是被申请人也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如果允许被申请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挑选可能导致拒绝执行的规定，那就意味着公约允许选择适用更便于阻碍裁决执行的法律或条约规定。⒆所以，尽管公约用语中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广义的，但它只能对申请执行方有意义。例如，对一些按《纽约公约》规定可以执行的裁决，如果改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则可能被拒绝执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比公约规定的可执行条件更加苛刻和烦琐。⒇如果被申请人可以援引对其有利的国内法，则意味着这类裁决将得不到执行。这种结果的出现不仅与公约促进和支持裁决的执行这一宗旨相背离，而且也与前述的“更优权利条款”本身的目的(即使尽可能多的裁决得到执行)相抵触。著名专家A·范登伯格教授曾分析指出：“公约第7条(1)款事实上阐述了两项不同的权利。第一项权利是指当事人享受仲裁裁决利益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选择更有利和更优惠的执行依据的权利(即更优权利条款)。而公约第7条(1)款实际上只将上述第二项权利赋予了拥有第一项权利的人。从原则上讲，拥有第一项权利即享受裁决本身利益的人只能是申请执行方；被申请人按裁决本身规定主要是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益(即未拥有第一项权利)。因此，从逻辑上讲，更优权利条款也只能由申请执行方引用”。（21）除学者们的观点外，将“任何利害关系人”限定为申请执行方的这一解释实际上也已得到实践的支持。一方面法院在现有案例中均认为申请执行方可依“更优权利条款”自由选择更加有利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法院支持被申请人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去自由选择国内法的案例。总之，根据上述的分析，申请执行方可选择公约以外更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只能服从这一选择，他不能辩称由于公约对他更有利而主张适用公约。由“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申请执行方要求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外，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能否自行主动适用这一条款。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在前述的“Norsolor V．Pabalk”一案中作了肯定的回答。（22）
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更优权利条款”的产生还开创了国际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相互关系中的新规则，即公约的规定并不具有超越执行地国国内法的效力。曾经有一家德国上诉法院在执行一项由罗马尼亚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时认为，《纽约公约》的效力优于德国国内法中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则纠正了上诉法院的这种观点。德国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公约第7条(1)款中包含了最优惠待遇原则(The rule of most favourable treatment)，该原则允许申请执行方选择以执行地国国内法为依据执行其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不具有排除适用德国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优越地位。（23）
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除参加了《纽约公约》外，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专门规定。（24）因此，凡在中国以外的其它《纽约公约》缔约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当事人申请中国法院执行时尚无法援用“更优权利条款”。但是，对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按《仲裁法》重新组建的其它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如果一方当事人向缔结了《纽约公约》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时，则双方均应十分关注“更优权利条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另外，对在外国作出的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在其作出国和中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申请执行时，同样可能面临着“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对“更优权利条款”的研究掌握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注释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士（1985）、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1988）。


1、 该公约的正式中文本载于《联合国条约集》第330卷(1959年)，第50—54页。我国于1986年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2、 Vivienne M．Ashman，New York Convention and China's One Country，Two Systems，New York Law Journal，1998。
3、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K1uwer，1981），at P．1。
4、为使该条款的文字表述和理解更加准确，此处摘录公约英文本的相应条文以便参考：“Article VII(1)：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entered into by the Contracting states nor deprive any interested party of any right he may have to avail himself of an arbitral awar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the law or the treaties of the Country where such award is sought to be relied upon．”
5、Albert Jan van den Berg，New York Convention of l958 consolidated 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Arb'n XXI (1996)，P．513．
6、Pieter Sanders，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Ⅱ(1977)，P．255 at P．263．
7、同注（5），at P．81．
8、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公约与国内立法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更优权利条款”。
9、同注（5）。
10、Pieter Sanders, Court Decisions on New York Convention 1958 ，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Ⅲ（1978）.
11、同注（5），at PP．514--515．
12、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3、同注（3），at P．89．
14、有关本案情况的介绍参见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l commercial Arb．，2th Edition，Sweet & Maxwell 1991，at P．470．
15、法国国内法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主要规定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之中。该条的中文本参见程德钧、王生长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二辑)，第36页。
16、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17、该案的详细案情可参见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1．XXI(1996)，at PP．635－637.
18、同注（3），at P．83．
19、同注（5），at P．514．
20、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和1342条要求对出现在格式或标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须经书面形式的特别批准。这一规定比《纽约公约》第2条(2)款的要求更为严格。
21、同注（3），at P．85．
22、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X1 pp．484--491．
23、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Ⅱ(1977)，P．242．
24、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仅在《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抓住机遇　不断进取　扎实工作
进一步开拓技术合同审判工作的新局面
本刊记者　　樊　军

　　　　全国技术合同审判工作座谈会于1999年11月26日至28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十五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针，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实施以来的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合同法，进一步推进技术合同审判工作的全面发展，为技术创新和发展高科技，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和良好的司法服务。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杨金琪、蒋志培，科学技术部副秘书长段瑞春及来自部分高、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的同志等70余人参加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李国光副院长首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实施以来技术合同审判工作作了简要回顾。技术合同法实施的十二年，是我国技术合同审判工作获得长足发展的十二年，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于今年3月15日通过，并于10月1日生效实施。合同法的重大突破就是结束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法并存的格局，经济合同法律关系、涉外经济合同法律关系和技术合同法律关系均被纳入到统一合同法的调整范围，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审判工作和技术合同审判工作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谈到技术合同审判工作如何贯彻执行合同法时，李副院长指出，要正确适用好总则的有关规定，把技术合同审判统一到合同法所确立的裁判规则上来。合同法的颁布与实施，实现了三部合同法的统一，而合同法的统一，又主要体现为总则的统一，无论是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还是技术合同，都要受总则的约束。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时，首先要适用好合同法总则的有关条文。在适用总则条文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一些新制度和新规定的执行。
　　1?关于要约和承诺制度。合同法第13条至第31条是对要约和承诺制度的规定，这是合同法对我国合同制度的丰富和完善，这项合同制度，给法院在判断合同成立问题上增加了可操作性。原技术合同法对合同成立规定的很简单，两句话：一句话是“技术合同自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后成立”；另一句话是“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经过有关机关批准的，自批准时起成立”。所以看不出来当事人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过程。另外，原技术合同法对技术合同成立的规定也不科学，把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混为一谈。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无需经过有关机关的批准。依法成立的合同如果根据国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的，才需要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所以，我们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时，要正确运用合同法关于要约和承诺这项合同制度，处理好技术合同的成立问题。
　　2?关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指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自己的过失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时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是合同法规定的又一项新制度。合同法规定了两类情形的缔约过失责任：一类是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情形。另一类是合同法第43条规定的情形。原技术合同法没有规定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因此，出现上述情形，有的只能按照侵权处理，有的则无法处理。现在，合同法对此作出了规定，所以今后当事人在签订技术合同时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人民法院就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第42条或者第43条的规定来处理。
　　3?关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制度。这也是合同法规定的一项新的制度。效力待定合同主要是指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和第51条所规定的合同，即限制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而签订的合同。这类合同的共同特征都是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由于不具备某种行为能力或者权利，需要经过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的人或者权利人的追认才能生效，如果得不到这种追认，则合同不生效。过去，我们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时，曾经遇到过不少这样的合同，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现在合同法设立了效力待定这样一个合同制度，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类合同的效力问题。
　　4?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制度。我们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些合同：当事人因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签订的合同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对于最后一种合同，过去我们都是根据技术合同法第21条的规定，按无效合同处理的。对于前两种合同，技术合同法没有规定，实践中则是根据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按照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处理。现在，合同法第54条把上述三种合同全部规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这是合同法的新规定。所以，今后在处理这类合同时，我们就可以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按照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进行处理。当然，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则仍按无效合同处理。
　　5?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制度。过去，我们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时，往往是按照合同双方是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来确定违约责任的，即使合同约定了先后履行顺序而先履行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后履行债务的一方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先履行债务的一方不能履行债务的，合同的另一方也要履行自己的债务，否则，照样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现在，合同法规定了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制度，那么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要根据合同法第66条、第67条或者第68条的规定进行处理，不能再认定依法行使抗辩权的一方当事人违约。
　　6?预期违约制度。所谓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预期违约是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之一。过去，我们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时也常常遇到预期违约问题，但由于技术合同法对预期违约问题没有规定，所以处理起来难度很大。现在，合同法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再处理这样的案件，就有了法律依据。
　　在谈到正确适用好合同法关于技术合同分则的规定时李国光副院长指出：合同法第十八章是专就技术合同的一些特殊问题所作的规定，是体现技术合同特色的地方。在贯彻执行技术合同分则条文时，要特别注意以下规定的适用：
　　1?关于技术转化合同。技术转化合同是合同法第330条第3款新增设的一种技术合同类型，在过去的技术合同法中是没有的。技术转化合同是当事人就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而签订的一种技术合同。它的基本特征是将一项已有的技术成果经过后续开发研究使之成为工业化的成熟技术，从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由于技术转化合同仍然带有开发研究性质，并有可能发生风险失败，因此，合同法第330条第3款特别规定，技术转化合同参照技术开发合同的规定。过去，我们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时，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不叫技术转化，而是把它视为技术转让中的某些特殊情形。例如，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科技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所说的“小试、中试或者工业性试验”；第44条所说的“阶段性技术成果直接应用于工业化生产可能发生的风险责任”等，就属于需要进行技术转化的技术成果，如果当事人之间就这样的技术成果进一步工业化问题签订合同，就属于合同法第330条第3款所说的技术转化合同。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2?关于技术进出口合同。合同法第355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技术进出口合同或者专利、专利申请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条规定表明，有关技术进出口合同已被纳入合同法所确立的技术合同制度的范围，这与原技术合同法是不同的。现在，合同法既然把技术进出口合同纳入了技术合同制度的范围，我们就可以依据合同法对技术合同的有关规定来处理。但是，在依据合同法对技术合同的有关规定来处理技术进出口合同纠纷时，还要执行我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对技术引进合同的特别规定，尤其是对技术引进合同的审批和限制性条款的规定。
　　3?关于技术转让合同让与人的义务。合同法第349条对技术转让合同的让与人的义务作了新的规定，即技术转让合同的让与人应当保证自己是所提供的技术的合法拥有者，并保证所提供的技术完整、无误、有效，能够达到约定的目标。合同法的这条规定来自于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第6条。现在，合同法把它规定在技术合同一章里，那么，这条规定就不仅对技术引进合同的让与人适用，而且对国内技术转让合同的让与人也适用。
　　4?关于技术中介合同、技术培训合同。合同法对技术中介合同的技术培训合同采取了与技术进出口合同类似的规定，即技术中介合同和技术培训合同应基本上适用合同法关于技术合同的规定，但如果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这两种合同有特别规定的，应适用特别规定。
　　5?关于技术合同效力、解除的特殊规定。合同法第329条、第337条、第343条和第344条是对技术合同效力和解除问题的特殊规定，是合同法对原技术合同法的合理继承。这三条实际上是对技术合同效力的特别规定。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计算机软件开发、使用许可和转让合同是否适用合同法的问题。过去，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科技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曾规定，有关计算机软件开发、使用许可和转让合同，按照技术合同法处理，司法实践中，我们一直按照这条规定将计算机软件开发、使用许可和转让合同纠纷按照技术合同纠纷来处理。而现行的合同法没有将计算机软件开发、使用许可和转让合同规定到技术合同中，所以，今后再处理计算机软件开发、使用许可和转让合同纠纷案件，要按照《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关于如何处理好新旧技术合同制度的衔接问题，李国光副院长指出：合同法已于今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如何适用合同法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计划作出《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拟对如何适用合同法作出统一规定。根据这个解释，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实施以后的合同行为，一律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合同法实施前的合同行为，适用行为时的法律，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参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的合同行为，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合同订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实施之日或者合同法实施之后，因合同履行发生的纠纷，适用合同法。《解释》正式发布以后，这些规定对于技术合同也是适用的，各级法院应当根据上述规定，正确选择是适用合同法还是适用技术合同法。二是新旧司法解释的衔接问题。随着技术合同法被废止，原来根据技术合同法所制定的技术合同实施条例和司法解释也相应的被废止，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合同法有关技术合同的规定作出新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就是提交这次座谈会讨论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技术合同部分)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作出之前，就出现了司法解释上的真空，造成目前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在适用法律上的困难。这段真空期怎么办呢?如果合同法有直接规定，应直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条款；如果合同法只有原则规定，且原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科技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合同法的原则规定是一致的，可以按照原来的规定的精神来处理，但不能在判决书中直接引用原来的条款，仍应引用合同法相应的条款。
　　李国光副院长还就技术合同审判贯彻合同法应注意的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并对进一步加强技术合同审判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与会代表就李国光副院长的讲话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技术合同部分)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抓住机遇，不断进取，扎实工作，以改革的精神，进一步开拓技术合同审判工作的新局面，以崭新的姿态步入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