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省政府领导成员自身建设的若干规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18:48:18 浏览:9347
来源:法律资料网
关于加强省政府领导成员自身建设的若干规定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省政府领导成员自身建设的若干规定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1998年5月5日省政府第二次党组会议讨论通过
新的一届省政府是在党的十五大胜利闭幕之后组成的跨世纪的一届政府，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带领全省人民“搞好二次创业、实现富民强省”跨世纪战略目标的历史重任。在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过程中，省政府领导成员的自身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高举邓小平
理论的伟大旗帜，按照党的十五大关于“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的总体要求，加强省政府“一班人”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努力形成认真
学习的风气、团结共事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民主的风气、廉洁奉公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使之成为带领全省人民同心同德地完成省第八次党代会和省九届一次人代会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
一、不断勤奋学习，提高思想理论水平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江泽民同志说过：“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
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素养，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者。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最关键的是要学好邓小平理论。学好邓小平理论，一是要切实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深刻领会
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二是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与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学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三是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各项工作。
（二）现在，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国内外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国民经济市场化和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面对新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省政府领导成员要认真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要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依法
行政的水平。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以致用，增强驾驭全省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全局的能力。
（三）省政府领导成员要认真参加省委学习中心组的学习，省政府党组要参照省委学习中心组的学习书目，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学习，就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交流。可不定期邀请省内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省政府领导成员要坚持以自学为主的学习方法。每个
年度，每位领导成员都应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有针对性、有计划地读几本书。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毅力，持之以恒，常年累月地坚持学习。
二、继续艰苦奋斗，树立人民公仆形象
省政府领导成员必须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做政府系统乃至全社会廉洁自律的表率。
（一）省政府领导成员要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在遵守政治纪律和廉洁自律方面的要求》以及近些年来中纪委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廉洁自律，自觉地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带头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同时，省政府领导成员应注意对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使他们自觉地遵纪守法。
（二）省政府领导成员对于分管战线、行业的廉政建设负有重大责任。在进一步端正部门和行业风气的工作中，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关规定，建立党员干部约束机制和反腐倡廉机制，规范工作人员行为，抓好权力分解制约、重要岗位轮换、办事公开、民主评议行风等制度的落实。
三、增强全局观念，发挥政府整体功能
（一）省政府党组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党组会议上，党组成员应对讨论的问题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畅所欲言，一旦做出决定，应认真贯彻执行。
省政府党组成员要坚持过双重组织生活。在积极参加党组民主生活会的同时，应坚持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接受组织监督。
（二）在省政府的行政事务中，实行首长负责制。同时，特别提倡和强调协调配合，发挥政府的整体功能。
（三）省政府领导成员应按照行政工作分工切实履行职责。属个人分工范围内的工作，均应按照省委的战略部署和省人代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总体要求独立负责，并准确、高效率地处理各种问题。
（四）省政府领导成员要树立全局观念，在思想问题、分析问题和参与决策时，都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把合力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共同的目标。
（五）团结共事是发挥省政府整体功能的基础。每一位领导成员都应十分珍视并维护班子的团结，互相信任、支持、理解、谅解，提高班子的工作合力。
四、坚持求真务实，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省政府领导成员不但是决策者，更是抓决策落实的组织者。要通过建立有效的工作推进机制，确保各项任务的落实。
（一）省政府领导成员在任期内各年度的工作均应按照省委的总体思路及各年度省人代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任务，结合各自的分工分解细化，并按系统落实到分管的部门和责任人，坚持跟踪问效，随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省政府领导成员要转变作风，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省长、副省长每年深入基层的时间不少于60天，其他领导成员不少于90天。要坚持领导干部联系贫困户制度。
（三）省政府领导成员应按规定出席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的会议和重大活动，但对部门和地方自行组织的一般性的活动，如参观、庆典、剪彩、照像、首发式、首映式，地方政府自行确定的地方节日等纪念性庆祝活动等，一般不出席。确有必要时，需严格履行报批程序，由省政府办
公厅统一受理、安排。
（四）省政府领导成员外出调研、考察要轻车简从，根据工作需要，只由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及省政府办公厅有关工作人员随行。调研、考察所到地方党政负责同志一律不搞迎送，并应尽量减少陪同人员。调研考察所到地方接待（办公）部门，应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中纪委、省委
、省纪委有关规定安排就餐，不得随意提高标准；地方同志不陪餐。
1998年5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执行计划
中国政府 菲律宾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执行计划
（签订日期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文化交流和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八日于北京签订的中菲两国文化协定的基础上，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定，经过共同协商，商定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如下：
一、文化管理和研究
１．双方互派由研究人员、文化管理人员、艺术家及专家组成的５人代表团，到对方国家考察文化艺术资源及管理方法１０天。
２．双方互派文化工作者代表团８人访问对方国家１０天。
３．双方互派国家级艺术家５人访问对方国家１０天。
二、表演艺术
４．双方每年互派戏剧工作者代表团３人访问对方国家１０天，考察并进行戏剧交流。
５．双方互派一３５人艺术团访问对方国家７天。
６．双方互派１名民族音乐家或作曲家访问对方国家１０天。
三、电影
７．中方派１至２名中青年导演携其代表作品访菲；
菲方派１至２名电影教育家及／或１名独立电影制片人到中国各电影机构交流和考察。具体细节由双方主管部门另商。
四、教育
８．双方每年互换３名奖学金名额，接受大学本科、研究生或访问学者学习研究。具体学习专业及研究领域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９．双方鼓励并支持两国高等院校之间开展校际交流。具体细节由双方有关高等院校直接商定。
五、图书、出版
１０．双方互派２－４名图书馆专业人士访问对方国家１０天。
１１．双方鼓励并支持翻译和出版对方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
１２．双方鼓励互派出版代表团。
六、体育
１３．双方同意加强两国体育机构之间的合作，根据需要和可能，通过两国体育组织协商，互派运动员进行比赛和技术交流。
七、会议
１４．双方鼓励本国学者、专家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八、费用
除非有附加条款说明，双方同意实施本执行计划的经费条款如下：
１５．派遣国负担本计划中人员交流和项目交流的国际旅运费。国际旅运费是指派遣国负担由本国到接待国的第一个正式访问城市并由最后一个正式访问城市回到本国的旅运费。接待国负担来访团的食宿、交通和紧急医疗费用，并符合国际上都能接受的与来访者级别相应的标准。
１６．中菲文化协定执行计划内菲方所派人员及代表将免付菲律宾旅行税。
１７．派遣国所派团体，如在接待国滞留超出执行计划规定的或双方商定的日期，费用将由派遣国负担。
１８．关于两国互换奖学金名额的费用，以及教授、学者在对方国家任教或研究的待遇，将由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与菲律宾外交部和菲律宾教育文化体育部另行商定。
九、其它
１９．双方鼓励并支持进行民间文化交流，有关要求和待遇条件由双方有关单位另商。
２０．有关本执行计划规定的交流项目实施细节由中国有关部门与菲律宾外交部另行商定。
２１．在执行本计划过程中，如需增加或取消一些项目，由中国文化部及其它有关部门与菲律宾外交部另行商定。
２２．本执行计划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执行计划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菲律宾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风风雨雨财产刑
温跃
一、2010年2月10日最高法院颁布了《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 》引起人们对财产刑及其执行的关注。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关于财产刑的立法和在司法实践中执行的状况，有很多值得回味和发人深省的地方。
二、财产刑在我国立法上经历了“慎用”到“滥用”的过程。
1、刚建国那阵，出于废旧立新的豪情，“禁止援引伪六法许以罚金易科赎罪”“虽然也有财产刑罚的规定，但它与反动派的罚金办法，本质上并无丝毫相同之处，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这种原则区别表现为：
（1）对反革命的犯罪分子除严刑镇压外并得处以没收全部或一部财产的惩罚，将其掠自中国人民的财富，还给中国人民。
（2）对犯罪的人民，则除应本诸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按其情节轻重，危害大小，依照人民法律处以应得之罪外，对财产刑，就必须是依据犯罪性质，实事求是，严肃而审慎的使用，而决不允许我们以感想代替政策法令，无根据地滥行处罚。
就（1）而言，财产刑扮演的不是剥夺犯罪人再犯能力的角色，而是完成伟大神圣的使命，就是剥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的财产，使之归还“中国人民”。这里，财产刑显然不是刑罚，而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就（2）而言，显示了司法机关对财产刑的慎用。这种慎用，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伪六法许以罚金易科赎罪”的鄙视，和对“富有资财的坏分子逍遥法外，甚至敢于做出无顾忌地胡作非为的现象”的担心。说实话，体现了司法的人民性，因为人民当时很穷。同时体现了司法平等性，有钱人和没有钱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钱人不能用钱减轻惩罚。
因此，1950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财产刑罚使用问题的指示》中，禁止对烟毒犯专科罚金，或虽非专科而准以罚金易换其已宣告的刑罚，所谓易科罚金；对业务过失致人于死、伤害、奸淫、遗弃婴儿致死等犯罪均不得科处罚金；属于贪图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可酌科罚金。但应依案犯的具体情况及历史性的根源，分别轻重判处徒刑，只有在仅处自由刑尚不足达到惩罚改造目的，而必须针对其贪图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动机目的再附加财产刑处罚的情况下，才可并科罚金；科处罚金时，须足够地注意被告的经济负担能力，与其家庭生活生产情况；停止使用以罚金抵充徒刑的办法。
1960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能用罚金折服劳役问题的复函》中，再次强调对于“走私案件根据具体情节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不能以罚金折服劳役”。
2、79刑法制定那阵，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人民依然很穷，司法理念依然很淳朴，行政罚款远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刑法上的罚金作为财产刑仅仅作为刑罚的点缀放在79刑法中的。 79刑法适用罚金的罪种有23个，可独立适用的14个。
在79刑法中，作为财产刑的没收财产刑的设置比较有意思：
（1）79刑法分则中反革命罪的所有罪名均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体现了建国初期的思想：对反革命的犯罪分子除严刑镇压外并得处以没收全部或一部财产的惩罚，将其掠自中国人民的财富，还给中国人民。可见，79刑法中对没收财产刑的偏爱体现了把没收财产刑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思想，而不是体现剥夺罪犯再犯能力的功能。
（2）在79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罪和 第八章渎职罪中，没有一个罪名设置没收财产和罚金，体现了建国初期的一直延续下来的思想：“业务过失致人于死、通奸、伤害、遗弃婴儿致死等犯罪，依照上述政策法令精神根本不能使用罚金处罚。尤其通奸处罚金更是奇怪现象，这样滥用财产刑，则不仅不能达到惩罚改造警戒的刑事政策目的，且最易发生富有资财的坏分子逍遥法外，甚至敢于做出无顾忌地胡作非为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所不容许发生的。”（1950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财产刑罚使用问题的指示》）
（3）在79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走私罪、投机倒把罪、伪造或者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和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
（4）在79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抢劫、惯窃、惯骗或者盗窃、 诈骗、抢夺和贪污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
（5）在79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 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英、吗啡或者其他毒品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
总之，79刑法中财产刑的设置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斗争工具的考虑（在反革命罪中），而在其它犯罪中相对设置较少，就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比较而言，更喜欢使用没收财产刑。一者因为当时人们的经济观念没有现在这么强，而且较穷，还没有象如今社会这么喜欢动不动就用经济惩罚的手段，对穷人来说，用财产刑剥夺再犯能力没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判有期徒刑来得实惠有效。二者因为当时人们羞于谈论钱财，罚金给人以用钱赎刑的感觉，不如没收财产刑来得那么干脆和彻底，而且没收财产刑都是附加适用的，给人以打到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感觉。至于贝卡里亚“没收财产是在软弱者头上定价，它使无辜者也忍受着罪犯的刑罚，并使他们沦于必然也去犯罪的绝境。”的观点，当时没有人敢提，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说。“没收财产刑只能作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社会安宁、打击敌对势力和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手段而谨慎使用，而不宜作为一般性的惩治贪利性犯罪的经济制裁手段。对一般贪利性犯罪适用罚金刑就足以从经济上给予足够制裁，完全没有必要另外适用没收财产刑。”那是储槐植
等人的后话了。
3、到97刑法颁布的时候，社会面貌和人们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一切向钱看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牛顿力学中的时间都被骚动不安的中国人赋予了财产的意义：时间就是金钱！
97刑法在财产刑的制定上存在如下的社会背景：
（1）在新时代里，行政机关使用“以罚代管”的技艺已经炉火纯青了，凭借按罚款的一定比例的财政返还，行政机关聚集了巨额钱财，这让97刑法的立法者们感觉到一个财产刑时代的来临。如果再羞羞答答地设立、适用罚金刑等财产刑，不能让世界认识到中华大地已经国富民强了，何况在强劲的经济增长面前，在动不动就被行政罚款，交通违章罚两百都觉得区区小数、不足挂齿，恨不得罚个500、1000、20000元才过瘾的本能冲动面前，中国老百姓已经对罚款非常适应了、习惯了，承受能力增强了。面对行政违法的人，周围的看客都希望政府能够罚他个倾家荡产才过瘾，而对于刑事犯罪的人，刑法还慎用罚金等财产刑，实在脱离了我们的伟大时代了。
（2）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贪利性犯罪层出不穷，都被逐步列入刑法的罪名中了，对贪利性犯罪，适用财产刑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罪犯是在钱上打主意的，那就让罪犯在钱上有所失吧，就像你强奸他人妻子，就让受害人丈夫强奸你妻子吧，一报还一报。晕死，原来这种对贪利性犯罪设置财产刑是出于以牙还牙的逻辑！
（3）不少学者、法官出国转了一圈，发现所谓的法治国家都大量使用罚金刑，在还没有搞清楚原委的情况下，生怕中国立法和司法不能与国际接轨，回来后阿Q式地奔走相告，人家早就“革命”了，我们也应“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