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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矛盾论析

傅丽珍 金亮贤
（丽水市职业技术学院，丽水学院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 要：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方面作了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规定，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然而，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一方面并没有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目的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目的，另一方面却又与刑法基本原则及树立刑法权威相矛盾，并与未成年人犯罪日趋恶化形成鲜明反差。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法制度；矛盾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事法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和“犯罪人”①数量上占据着较大比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犯罪形成的原因、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区别，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制裁、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就成为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研究共同面对的特殊刑事法律问题。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精神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竭尽彰现宽容与关怀。但是，这一制度精神并未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引发了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恶化趋向，导致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现行法律基本原则和现实法制环境产生一系列矛盾，对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从立法、司法实践及法学理论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已经非常必要。
一、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刑法目的和刑罚目的相矛盾
刑法目的是刑法制定者制定刑法期望达到的效果，或者说期望刑法所体现的价值。我国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体，两者的统一构成完整的刑法目的。就两者关系而言，保护人民是刑法的根本目的，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直接目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惩罚犯罪是实现保护人民这一根本目的的基本手段，惩罚犯罪是为了保护人民，保护人民就必须惩罚犯罪，任何对犯罪的不施惩罚或者对严重危及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行为不规定为犯罪而不施惩罚的行为，都是对“保护人民”这一根本目的的背离。不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就成为毫无意义和不可能实现的空谈。
刑罚目的是指国家制定刑罚、适用刑罚和执行刑罚所追求的客观效果。关于刑罚目的可谓众说纷纭，观点各异，有“惩罚” 论、“改造” 论、“预防” 论及“消灭” 论等等，其中“预防犯罪论”在刑法学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贝卡里亚的那句名言，即“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犯罪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②我们认为，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统一。如前所述，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作为刑法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实施手段的刑罚就更具有惩罚犯罪的直接目的，同时，也只有实现了这一个目的，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对犯罪人的限制和消灭其再犯条件及其改造和感化功能，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慰抚功能及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威慑、教育和鼓励功能。
我国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一方面力图突破刑法古典学派行为本位的犯罪理论，一方面又未能充分借鉴刑法人类学派的“犯罪人”思想。结果使得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与刑法和刑罚目的南辕北辙。首先，它达不到保护人民的根本刑法目的。未成年人犯罪之所以与成年人犯罪在刑法制度上有所区别，唯一的原因就是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他们的心理成熟度和环境辨别度不及成年人。但是，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或反社会程度与成年人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有的甚至情节更加恶劣、后果更加严重。仅仅从保护人民这一目的来讲，对他们所实施的危害人民的行为而认定犯罪和施加刑罚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但是，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一方面严格限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范围，把许多严重危害人民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另一方面又对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以非常轻宽的处罚甚至不处罚，为了挽救和教育犯罪的未成年人，却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以刑法公正这一根本价值原则的牺牲为代价，教育未成年犯罪人与保护人民利益失缺了起码的均衡。
其次，它达不到预防犯罪的刑罚根本目的。刑罚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刑罚的根本目的则是预防犯罪。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是指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一般预防是指预防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走上犯罪道路。但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无法实现这种功效。就特殊预防而言，未成年人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后，有的被司法机关不认为是犯罪而仍然滞留在社会，他们不乏有改过自新的情况，但更多的是继续或者将要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从而成为不为现行刑法所认可的“犯罪人”或者潜犯罪人。就一般预防而言，由于未成年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要么不认为是犯罪，要么认定犯罪后又从轻、减轻处罚或者不处罚，就给社会上其他问题少年树立了“做了坏事可以不受罚”的极其不好的榜样，“刑罚手段及其具体运用是发给社会成员的‘信号’”，③而现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发出的“信号”却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背道而驰。自1997年以来，尽管因新《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而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排除在犯罪之外，但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有上升趋势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公安部门的调查分析表明，近几年，我国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不满14周岁的儿童“犯罪”也有所上升。近年来，每年查获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案15万人左右，比1996年多出1倍以上。比如，1979年北京市法院判处的少年犯仅118人，1989年迅速上升至1046人，增长近8倍。1999年，北京市法院判处的少年犯已达1482人。④江苏省自1998年以来，全省共审理14岁以上不满18岁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数为14647人，其中1998年为2347人，2002年为3563人，2003年上半年为1589人，比2002年同期1484人上升7.1％。⑤严峻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给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制制度的合理性和与刑法、刑罚目的的统一性产生了怀疑。
二、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矛盾
1、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矛盾。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含义是：处理刑事案件，对一切公民，都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对一切公民，该依法予以保护的，就应当予以保护，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严惩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加以严惩。这一原则既适用于不同的民族、职业、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公民的身上，也应当适用于不同年龄的人身上，特别是那些具有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能力的人，就更应该体现这一刑法原则。贝卡里亚认为，凡法律上规定的对犯罪的刑罚，对任何犯罪的人，都必须平等地不可避免地适用。量刑的标尺不是犯罪人的意图、被害人的身份或宗教罪孽，而只能是他对社会的危害。贝氏只是从司法上阐述了人人平等的重要性，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体现在司法上，同样体现在立法上，刑事立法上不公平，就不可能实现司法上的公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作无罪不诉、有罪不诉，现在又出现了对有的犯罪嫌疑人作暂缓起诉等等执法方式，本身就违反了刑法平等原则。而我国刑事立法上，对不满14周岁的人一律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本身就很成问题。（1）犯罪低龄化是当今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大特征，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平均年龄已经降到15.7岁，许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犯罪当中，他们经常性地实施盗窃行为，甚至与其他成年或未成年人一起实施抢劫、伤害和杀人犯罪，他们已经具备或者基本具备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能力。然而，在从事了同样的危害行为之后，他们却与其他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而可以逍遥法外，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被破坏殆尽，更不利于那些接受刑事惩罚需要改造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2）我国民事法律规定，已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刑法把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定在14周岁，尽管两部法律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但具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必然地具有一定的刑事行为能力，也就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西方国家一般也是两者相一致的，这是法制统一的重要体现。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法律实践上的平等，可是如果法律本身不平等，违背了事实上的平等，或者以制度法来破坏自然法的平等性，那么越加平等地执行这样法律，离真正的平等就越远。我们的刑法制度是不是一边从立法上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方面又从立法和司法上制造着不平等呢？
2、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矛盾。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是行为与结果关系，实施了违法行为，必然地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犯罪与刑罚之间要相称，即刑罚强度要与犯罪的危害程度相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只有在犯罪的社会危害越大、犯罪动机越强烈、所处的刑罚也相应地更为严厉时，犯罪与刑罚之间才能达到相称，“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⑥贝氏认为，罪刑相称并不意味着罪刑相等，如果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使犯罪造成的危害性与刑罚造成的痛苦之间相等，那么，只能用刑罚的痛苦抵消犯罪带来的利益，而不能起到用刑罚阻止人们犯罪的作用，不能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即罪刑相称是指在刑罚超过犯罪一定比例的基础之上的罪刑相称。我国刑法第5条尽管作了相应的规定，但这一原则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是不能完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罪刑原则是重罪应当轻罚、轻罪可以不罚或者干脆轻罪不为罪。未成年人犯罪应该是重在预防，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在犯罪后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从轻发落，这种做法无疑给了这些未成年人蔑视法律的理由和重新实施危害社会的机会。
3、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而完整的含义应该不仅仅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它还包括另一层意思，即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为犯罪并设置相应的刑罚措施，法律不能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置之不理。可是，我国《刑法》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除了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八种犯罪之外都不以犯罪认定。这样做法从表面上看好象减少了未成年人成为犯罪人的数量，但从根本上无益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反而使他们成为“潜犯罪人”而给社会造就更多的未来犯罪人。费尔巴哈认为，强化人们对犯罪与刑罚必然联系的确信之有效途径，除对具体犯罪立即执行刑罚之外，尤为重要的是以法律预先明确规定各种犯罪及其犯罪后应受的刑罚处罚，由此，意欲犯罪者无论有何犯罪趋向，都将面临着刑罚的威吓，从而使刑罚的心理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因为人是避免不快、追求快乐、权衡利弊之下进行活动的动物，如果把刑罚作为犯罪的后果预先予以规定，实施犯罪时立即执行法律上规定的刑罚，那么人们就会把不犯罪而产生的小的不快和因受刑罚而产生大的不快，合理地加以权衡，因为为了避免大的不快抑制小的不快而不去犯罪，就有必要在法律上预先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关系。”⑦费氏在这里既道明了刑罚的必然性、刑事司法的及时性，也道明了刑法的宽泛性和明确性。与刑法现代化的“刑法轻宽、法网严密”是统一的。如果我们的法律从制定时就开始让未成年人觉得刑法对他们“很无奈”，他们就失去了对危害社会与接受惩罚的关联性的焦虑，他们从事起危害社会的行为来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三、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树立刑法权威相矛盾
法的权威性问题是现代国家法治化程度高低的标志性问题。在以刑法中心主义为表征的中国，法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刑法的权威性，它成为衡量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标尺（这与树立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权威性并不相悖）。但是，自古以来，既便是从“七九”刑法和“九七”刑法的实质性结构分析，“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厉而不严）”⑧仍然是我国刑法的典型性状。于是，为追求“法网严密而刑不苛厉（严而不厉）” ⑨的现代刑事法治标准从而欲树立刑法权威而进行的激烈批判重刑主义和主张轻刑化就成为近几年特别是新刑法出台后刑法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共同呼声。它完全符合刑法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和一元社会（政治国家）向二元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转变的现实。但是，学者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尽管我国整个刑法制度体现“厉而不严”的典型特征，但就未成年人刑法制度而言，一直以来都是“不厉不严”，“九七”刑法愈加如此。严而不厉使公民对刑法产生厌恶与恐惧，这与刑法权威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但不厉不严同样让公民产生不了对刑法的亲近感和权威感。新刑法出台以后，更高的未成年人犯罪比例和更多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犯罪”现象足以说明，更何况新刑法已经把大量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犯罪人”排除在法定的犯罪人之外。犯罪与刑罚是相伴相随的，如果犯罪以后由于年龄或者其他的原因而可以不要受刑罚，那么就无疑给别人树立了一个极其不好的榜样，即在有的情况下犯罪是可以不要受刑罚处罚的，刑罚的权威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事后挽救为目的，将大量的未成年人涉财、涉暴、涉色案件以无罪不诉、有罪不诉或者暂缓起诉的方式处理，更是对刑法权威的一种破坏。“严刑峻法”是封建社会对平民实行残酷镇压的一贯手段，这样的刑法自然得不到人民的信仰和拥护，法网不严因其本身带来的不公平就不会有权威性可言。但是，如果从严刑峻法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过于轻刑化，而法网依然不严或者更加不严，同样也无从树立刑法权威。我国未成年人刑法制度就是进入了这一个误区，从而达不到保护人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刑法安抚被害人功能之间的矛盾
刑法对被害人的功能主要是安抚功能，即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依法补偿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被害人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和正义呼声，使其精神创伤得到抚慰，愤怒情绪得以平息，尽快从被害所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是刑法最原始的功能之一，也是刑罚之所以成为刑罚的重要特征所在。刑罚权的行使由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同态复仇”发展到由国家公权代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犯罪人实施惩罚，这本是社会进步的一件好事。然而，近现代以来对犯罪问题的认识却仅仅定性在“只是对国家公权的侵害”上，刑事法律关系也仅仅研究犯罪人与国家的关系，形成“二元结构模式”，忽视了犯罪对被害人个人权利的侵害。其实，被害人应该成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二元结构模式”只有改造成为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三元结构模式”才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真正提高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加强刑法对被害人的安抚作用。⑩当前，我国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虽然在对被害人行使诉讼权利方面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包括存在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功能难以完全实现等缺陷，但从精神上基本体现了对被害人的安抚功能。但是，从新旧《刑法》比照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未成年人刑法制度在安抚被害人的刑罚功能上却是一种退步，即国家在没有对被害人做出任何新的救济补偿措施情况下，却出台了对犯罪未成年人更为轻宽的立法措施。在对待未成年犯罪人上，国家在行使了刑法“代位权”的同时却怠于行使刑罚权或者仅从教育视角不从均衡正义角度行使法外的“刑罚权”。这就无法实现刑法安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刑法基本的原始功能，从而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引发新的犯罪，这方面的案例举不胜举。尽管刑法现代化已突破原始复仇思想，但安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刑法原始功能是无法突破也不应突破的，否则刑法就不成其为刑法。
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存在的诸多矛盾对社会稳定、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安抚被害人乃至对法律的公正性等方面都产生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必须加以改革。我们认为，要解决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所存在的矛盾，根本的途径和策略就是实现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现代化，包括培厚未成年人刑法理论基础并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切实从制度上落实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思想、树立刑法信仰等等。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一味地把未成年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或者不加区分地将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并不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正确途径，倒是一种欲盖弥彰逃避问题的消极做法。正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注释：
①犯罪人是犯罪人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当代，关于犯罪人理论研究中，对犯罪人的定义有多种，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法规范角度的犯罪人概念和超法规的犯罪人概念，前者指刑事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又称为狭义的犯罪人；后者指包括刑法规定的犯罪人以及给社会造成危害但刑事立法未加以规定要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又称为广义的犯罪人。在此所引用的是指狭义的犯罪人，即触犯刑法并应受刑罚处罚的人。在我国，狭义未成年犯罪人占总犯罪人数已经接近10%。我国刑法通过责任年龄之技术手段将大量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规定为犯罪，若将这些未成年人也计入“犯罪人”当中，即从广义上理解，我国的未成年犯罪人在所有犯罪人中所当的比例将大大提高。参阅张文，刘艳红：《犯罪人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
②[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③[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刑罚与预防犯罪》（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④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cn。
⑤王琦，周新国：透析江苏未成年人犯罪现象 ，淮南巡警网站：http://hnjc.chinaccd.net/2003年08月19日。
⑥[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⑦转引自赤坂昭二：《罪刑法定主义》，载《法学译丛》1981年第1期。
⑧⑨储槐植：《议论刑法现代化》，《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
⑩参阅许永强著：《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被害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科学技术部


关于印发《科技部关于全面推进科技管理依法行政的意见》的通知

国科发政字〔2004〕411号


机关各厅、司、局，直属机关党委，各直属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全面推进科技管理依法行政，部党组讨论通过了《科技部关于全面推进科技管理依法行政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科技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二ＯＯ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科技部关于全面推进科技管理依法行政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严格执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部门，现就全面推进科技管理依法行政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科技管理依法行政的极端重要性
1.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要求，是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依法行政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科技部作为归口管理全国科技工作的国务院综合职能部门，承担着公共科技资源管理与分配、科技活动评价、科技创新创业政策的制定与落实等重要职责，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切身利益。因此，科技管理依法行政，被赋予了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第一生产力发展的特殊使命。科技部全体公务员必须从事关国家科技进步全局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彻底改革科技管理工作中已经不适应依法行政要求的管理体制、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主动并善于运用各种法律制度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切实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把依法行政真正落实到科技改革与发展事业的进程中，落实到科技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争取率先建成法治政府部门，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实现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严格实施《行政许可法》，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2.改革科技行政管理方式，进一步转变职能。继续深化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正确处理科技行政管理与市场调节和社会自律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通过自律实现管理的科技工作，要通过创造环境发挥扶持和引导作用；对确需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科技工作，应当明确管理目标、管理标准、管理规则和监督责任，更加注重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实施管理，不断提高科技行政的效率。
3.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实施行政许可和非许可行政审批。对于科技部保留的6项行政许可项目，包括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登记、限制出口技术审批、实验动物原种进口登记单位资质认证、实验动物许可证等，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尽快出台相关配套制度，保证许可项目在条件、程序、步骤、期限等方面规定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实现行政许可工作各个环节的规范化。要强化监督检查，对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合法性、受理、审查、收费等程序进行全程监督，确保行政许可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对于我部保留的13项非许可行政审批项目，包括涉及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含基地)、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园区认定、科技展览和重大国际性科技活动审批等事项，也要完善规章制度，在实施审批中遵循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同时，要按照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要求，逐步实现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改进审批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4.对于取消和调整的科技行政审批项目进行管理改革。要根据这些项目的工作内容进行分类研究，确定改革措施。对于应当交由市场中介组织管理监督的科技查新机构业务资质认定、技术经纪人资格认定、全国技术市场金桥奖评定等项目，要扶持和组建行业协会，研究制定服务标准和规范；对于取消行政审批的全国科技成果展览会及技术市场交易会的审批、常设技术交易场所的审批、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审核、机电产品进出口登记等项目，要从审批向行业规划、政策制定、引导监督方式转变；对于由行政审批转为常规管理或者转变管理方式的农村技术市场工作试点单位审批、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区域创新试点审批、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科学技术成果鉴定等项目，应当转交地方或者社会中介机构，并尽快修改或出台相关制度，防止出现管理真空，保证相关工作平稳过渡。
三、继续推进政务公开
5.依法、及时实施政务信息公开。要按照切合实际、循序渐进、积极推进的原则，确定政务公开项目。对于科技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法规，我部及内设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和工作部署、国家科研计划、重大科研项目及其经费预算，各类行政审批、行政许可事项以及工作纪律、投诉程序等有关事项，要遵循相关程序和规程予以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其它政务信息也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
6.尽快制定《科技部政务公开工作暂行办法》。要按照国务院要求，尽快出台我部政务公开工作的相关规定，对政务公开工作的基本要求、组织领导、原则、主要内容、审定程序、督察机构、奖惩制度等提出明确规范，促进我部政务公开工作实现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
7.不断拓展政务公开方式和途径。要充分利用我部门户网站、各专门网站、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等现有渠道，方便社会公众和广大科技人员对公开政务信息的获取和查阅。对于涉及重大变革和重要举措的政务信息，可以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进行公开。要积极探索政务公开新渠道，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尽快创办《科学技术部公报》，使其成为我部法定的、权威的公开渠道。
四、完善监督机制，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检查
8.切实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实行层级监督和自我纠错的重要法律制度，也是妥善解决行政争议、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要严格实施《行政复议法》，尽快修订出台《科技部行政复议实施办法》，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保护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的合法权益，有效监督行政管理行为的重要作用。
9.积极配合审计、监察部门开展专门监督。驻部审计局、监察局是代表国务院审计监督财政预算执行、监督公务员廉洁从政等的专门监督机关。要主动创造一切便利条件，支持他们开展审计监督、廉政监察、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自觉接受他们依法作出的监督决定，并切实改进工作。
10.严格执行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归口审查制度。认真落实《科技部规章制定程序的规定》，凡是科技部代为起草或者参与起草的法律、法规以及科技部令和规范性文件，必须由我部法制工作机构归口审查。法制工作机构要严格按照《立法法》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要求，严格履行归口审查职能，确保我部出台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杜绝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同时，要按照《立法法》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将我部制定的规章和重要的规范性文件按照规定程序及时报送国务院备案审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
五、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提高科技行政决策水平
11.在坚持和完善专家论证咨询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国务院其他部门和社会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机制。继续坚持专家论证咨询制度，逐步推行科技计划信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查办法》。同时，要建立有效渠道，引导社会公众、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其他部门参与重大科技事项决策。对于重大科技立法项目、重大科技发展和改革措施等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对于涉及地方和行业科技工作的决策事项，要通过举办座谈会、现场调研等方式进行充分论证，事前征求意见，事后及时通报，切实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12.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动态调整制度。部内各单位要确定专人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及时收集信息，对需要调整和完善的决策提出建议。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促进决策机构和决策人员审慎决策，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减少决策失误。
六、加强科技法制建设，全面规范科技行政管理行为
13.重视和加强科技立法，把科技工作纳入法制轨道。要适应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新要求，改变主要用“红头文件”实施科技管理的方式，更多依靠法律手段管理科技工作。全面梳理科技行政管理职能和管理措施，研究建立规范科技行政管理行为的规则和程序。认真分析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事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普遍性、共性问题，提出制度化的解决措施，积极争取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科技政策和经验，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或规章，做到立法进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保障科技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对于被新制度取代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予以清理和废止。近期，要切实抓好《科技进步法》修订起草工作，深入开展科技资源共享、科技中介机构、科研机构、生物安全、信息技术安全等立法研究。
14．加强科技立法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按照到201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要求，系统研究科技事业发展中的各种法律关系，提出适应科技发展要求、相对完备、协调统一的科技法律框架体系。部内单位要根据业务和职能，提出全面、具体的立法需求，法制机构要汇总形成法律制度框架体系，并根据难易程度、紧迫程度、成熟程度，形成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持续不断地推进法规制度建设工作。同时，要大幅度提高科技立法质量，各项具体立法工作要明确立法目标，遵循上位法所确立的原则，所提出的主要措施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合理调整各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有效保障和促进科技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七、加强宣传培训，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
15.实行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要将我部已经开展的邀请法学专家讲法的做法经常化，实行领导干部的学法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邀请有关法律专家和法律实务人员讲授宪法以及科技、经济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对领导干部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训。各单位领导干部要主动参加学习，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把依法行政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
16.分期、分批、分类开展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培训教育。要采取自学与集中培训相结合、以自学为主的方式，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宪法以及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专门法律知识。要按照学用结合的原则，对办理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事项的工作人员进行专门培训，使他们准确理解、全面掌握、正确执行相关法律规定。要尽快建章立制，建立和完善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作为公务员考试录用、年度考核、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
八、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17.加强科技管理依法行政的组织领导。我部已经成立了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领导小组、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工作各有侧重，目标都是推进我部依法行政工作。为加强统筹协调，科技部决定将以上三个领导小组合并为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我部依法行政工作的整体部署和监督检查，切实做到领导到位、监督检查有力、保障措施完备。部内各单位要“一把手”亲自抓，主要领导率先垂范，确保依法行政的各项要求落实到每个工作岗位。
18.加强对地方科技依法行政的工作指导。要积极配合地方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时通报我部依法行政工作进展，加强地方经验交流与工作培训，为地方科技管理部门依法行政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全面推进科技系统实现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