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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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
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
(2006年1月18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次会议选举办法。
二、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补选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名，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2名，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候选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由主席团提名或代表30人以上联合提名。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可以是一个代表团内的代表联合提名，也可以是不同代表团的代表联合提名。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
四、主席团提名候选人时，应向代表介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提名人应填写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登记表。提名登记表在截止时间以前送达大会秘书处组织组的，提名方为有效。
代表30人以上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时间为2006年1月19日下午4时30分。
五、在主席团确定候选人名单以前，提名人如果要求撤回提名，或者被提名人不愿接受提名，须以书面方式提出，主席团应尊重提名人和被提名人的意愿，予以同意。
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的候选人，必须是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可以是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可以是其他选民。
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行等额选举。
如果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未超过应选名额，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应选名额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预选以代表团为单位进行，大会集中计票。
八、正式选举的选票为1张，分为四项。分别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候选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省人大常委会两名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按姓名笔画排列。
九、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十、出席选举会议的代表必须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才能进行大会选举。
十一、大会选举时，收回的选票数等于或者少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有效;多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
十二、对选票上的候选人，代表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另选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选民，也可以弃权。弃权的，不能另选他人。
选票上的每项赞成票，包括另选他人的票数，与弃权票之和，等于或者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应选人数的为废票。
十三、候选人得赞成票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始得当选。
如果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赞成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人数，本次会议不再进行选举。
十四、选举工作由大会主席团主持。
大会选举设监票人15名，其中总监票人1名。监票人由各代表团从不是候选人的代表中推选，总监票人由主席团在监票人中提名。总监票人、监票人经大会通过后，在主席团领导下，对发票、投票、计票工作进行监督。
计票工作人员由大会秘书处指定。
十五、选举会场共设6个投票箱。代表按座区分别到指定的票箱投票，不能委托投票。
十六、投票结束后，由监票人当场打开票箱，计票工作人员清点投票数，并由总监票人将实际投票数报告大会执行主席，由大会执行主席宣布选举是否有效。
十七、计票完毕，总监票人向主席团报告计票结果。然后由执行主席指定工作人员在全体代表会议上宣读每个候选人的得票数，包括赞成票、反对票和弃权票以及另选他人情况。最后由大会执行主席宣布选举结果。
十八、本选举办法未尽事宜，由主席团决定。
十九、本选举办法，经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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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价值与司法适用：纠纷解决视野中的致送机制
林智明
[摘 要]由于立法的含糊及司法解释的限制，传统的反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其实现实质正义和衡平个案公正等价值没有得到开发。随着《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推进，其成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是不远的现实，其司法价值和适用问题将成为理论界和法院面临的新课题。本文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从纠纷解决的法理角度对传统反致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此课题进行前瞻性研究。
[关键词]正当价值；司法适用；纠纷解决；反致；致送
反致是当今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立法与实践广为采纳的制度。然而在我国，1987年颁行的《民法通则》所奠定的民法体系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反而明确排除其在国际合同领域的适用，以致我国法院一直以来对反致功能予以整体性忽视，反致的司法实践长期处于冰封状态至今没有相关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及2003年的《民法典》草案均规定了反致制度，可以预见，随着《示范法》对立法日益深入的影响以及《民法典》编纂工作不断推进，反致从学说法、民间法变身国家法应是不远的现实，其司法价值和适用问题亦必将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法院面临的新课题。本文即拟在从纠纷解决的角度对传统反致理论作些新思考的基础上，做点前瞻性的研究。
一、本质内涵与多层样态：“致送”对广义反致的概念替代
（一）表象式描绘——广义反致概念的理性缺陷
概念作为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们通过大量实践从对象许多属性中抽出特有属性概括而成的。反致概念也是随着国际私法的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提炼的。狭义的反致（remission），即法国所称的“一级反致”（revoi au premier degre）,作为一种法律适用现象最早萌芽于法国鲁昂高等法院1652年和1663年的几个判决，并由学者弗罗兰（Froland）作了初步的梳理，但直到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的“福果案”（Forge’s Case），才引起法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得以成形。此后，随着国际私法实践的发展，与其相类似的各种法律适用现象，包括转致（transmission）即法国称的“二级反致” （renvoi au second degre）、间接反致（indiect remission）、双重反致（double renvoi）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正如泰特雷（William Tetliey）批评：“反致具有多重定义”，“反致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分地理解”，[1]学界至今没有从上述诸类法律适用现象中归纳概括出统一的概念，为了表述该问题及制度，学界便将原初形态——“反致”（renvoi）赋予了广义含义，以作统一的指称。广义反致概念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1、逻辑上欠妥当。因为“反致”（renvoi）的法语原文含有“回翔”之意义，[2]是表怔准据法的指定最后返还法院国并适用法院地法的范畴，其外延可涵括狭义反致、间接反致以及指定法院地法的双重反致，但不具备包容转致以及指定非法院地法的双重反致的逻辑周延。有学者因故坚持认为“反致”一词用法不恰当，主张称之为“移送”才对；[3] 2、缺乏统一性。各类论著在谈及“反致”概念时，绝大多均对狭义反致、间接反致、转致及双重反致分别下定义，而没有抽取此四种法律适用现象的共同属性进行上位概括以获取统一的类概念；3、表象式描绘。在对狭义反致及其类似法律适用现象下定义时，学界均用类似“甲国法指引乙国法，乙国法指引甲国法或丙国法，最后法院适用甲国法或丙国法”的语句进行陈述，实质是把反致当作为纯粹的技术手段按其选法规程进行表象式描绘，未能揭示反致作为法的本质属性，也完全忽略了其内涵的判决一致、公平以及维护内国利益等价值因素。概念认识的表象式和个别性，成为了反致理论深入研究的桎梏，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反致问题本质探讨的不够深入具体，以致相关理论呈现重大分歧，酿成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千差万别的形态。因此，对广义反致下的各种法律适用现象进行统一概括以提炼科学的上位概念，对相关理论及制度的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致送”的内涵——从协调法律冲突技术到纠纷解决法的本质揭示
“概念是种种观念概括其类似的而形成的共同概念”。[4]无论是直接反致，抑或是间接反致、转致及双重反致，都是在适用外国法调整国际民商关系时产生的现象，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法院地的冲突规范对外国法作“整体的指引”，导致适用外国的冲突规范并据此确定处理案件的实体规则。在本质上，它们属于外国冲突规范的适用制度，体现了确定准据法的权力从法院地冲突规范到外国冲突规范的一种传递、致送的关系。故用“致送”作为上位概念是合乎该类法律适用现象的类本质的。此种内外国冲突规范之间的传递、致送的关系具有授权及准用的性质，内国冲突规范的指引是外国冲突规范得以适用的根据，据外国冲突规范确定的准据法亦视为适用内国冲突规范的结果，其不意味着内国冲突规范就此放弃了对国际民商案件的确定准据法的权力并将此种权力移交给了外国冲突规范，与诉讼管辖权上的移送制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此，将诉讼法高频使用的“移送”术语引入国际私法不仅不能表征传统反致作为国际私法特有制度的特点，而且会引起理解的偏差，明显是欠妥当的。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条件”。[5]在理解传统反致概念赖以维系的基础时，学界一直以来是停留在协调法律冲突的层面上加以把握：“像识别问题一样，反致（renvoi,remission）问题也是一种冲突规范之间的冲突，是一种二级冲突的事例”、“识别冲突是一种‘隐含的（latent,hidden）冲突’……但反致所涉及的却是一种‘公开的’、‘显而易见的’（open,explicit）冲突”,[6]反致被定位为缓解冲突规范冲突的技术制度，其主要价值就是获取判决结果的一致（往往伴随的是法院地法的扩大适用）。[7]进入21世纪之初，此种将国际私法局限于解决法律冲突的观点，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著名法学家李双元教授就呼吁国际私法应从传统解决法律冲突的角色定位中解脱出来回归调整国际民商关系的基本任务做深层的定位，发挥其建构和维护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民商新秩序的价值和功能。[8]此种从解决法律冲突到调整国际民商关系亦即纠纷解决的分析理路，体现了21世纪国际私法革命性变革的方向，为包括反致在内的国际私法制度的本质认识的拓宽与加深开辟了新天地。事实上，法律冲突仅是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过程的一个环节，国际私法的根本目标在于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并非是仅仅解决法律冲突。因此，致送的深层本质并非是作为解决法律冲突的纯粹的技术技巧，而是通过解决法律冲突以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的法律机制，即所谓 “反致法”（致送法）。[9]
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本文对致送作以下定义：所谓致送，是指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中，根据法院国冲突规范的指引，适用外国冲突规范来确定处理案件的实体规则，以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促进并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民商法律秩序的一种冲突法机制。
（三）“致送”的样态——理念、方法、制度及原则的多层复合
“致送”在从学说法上升为国家法的制度化历程中，在不同的层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在法律价值层面，其具备理念的形态饱含丰富的价值因素而并非一套纯粹的技术空壳。在传统国际私法时代，“致送”自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的“福果案”（Forge’s Case）开始就具备了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以维护内国经济利益的理念，之后，随着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发展，其作为协调冲突规范冲突的手段得到强调，达成判决结果的一致成为普适的价值标准。进入现代国际私法时代以来，那种认为“反致条款之能在某些条件限制下，使各国法院对同一案件，得到统一判决外，别无他种价值”的观点遭到有力的批驳，[10]致送价值的综合观得以确立，个案公正合理的现代目标得到弘扬和重视并居于价值体系的核心，[11]实现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秩序化和安全成为了新的时代追求。[12]致送正是上述多元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在法律方法层面，致送显现为选择处理案件准据法的思维、方式和技巧，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8条第二款规定：“如特定法律选择规则的目的在于使法院就案件事实得出的结果与另一州法院审理该案时得出的结果相一致，则法院可适用该另一州的法律选择规则，但要考虑实际可行性。”该规定虽未采用致送（反致）的术语，但实际上致送（反致）被当作为结果选择的技巧而存在。[13]在法律规范层面，考察各国立法实践，致送则具有制度及原则两种样态：前者如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1987《瑞士国际私法法规》，致送被规定在法典的分则中作为一种例外的制度适用于继承、民事身份、亲属等若干有限领域；后者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则将致送规定在法典总则中，作为一条普适的原则。多种样态不同层面的复合，组构了致送错落有致的立体式图景。
二、正当基础与制度建构：致送作为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冲突法机制的考察
（一）正当基础——基于纠纷解决的历史性及中国语境的现代性辨析
对反致理论论战的各种论据，有学者在法哲学方法论角度将其进行梳理并归纳成为以下三大类：一类为“教条论”（Dogmatic arguments），其从概念主义出发，以冲突法的逻辑纯粹性为基础论据，包括国家主权论、逻辑论和修正的逻辑论；另一类为“功能论”(Functional arguments)，其从经验主义出发，以冲突法体系的功能目的性为基础论据，包括围绕“实现判决一致性”、“适用法院地法”和“适用较好法”展开的争论；第三类是“技术论”（Technical arguments），主要从反致操作可行性展开论战。[14]可见，传统反致理论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其局限于从自身的属性上去寻找存在的合理性和制度化的正当依据，这无疑落入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窠臼。“有国家，有社会，有纠纷，就有法”，法的产生和发展决定于其赖以维系的各种物质生活条件所构成的社会基础，一项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植根于其所立足的社会土壤，致送的制度化根据亦深深隐身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
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实体法机制到实体法、程序法和冲突法多元机制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15]其实体法机制及程序法机制的萌芽可追溯到公元前3-4世纪的古代欧洲。古希腊的商业惯例如在海上贸易中心的罗得岛地区发展起来的罗得岛法（Lex Rhodia）作为共同的原则适用于整个城邦社会，而古罗马的万民法则成为适用于罗马人与外国人以及外国人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规则，成为早期普遍主义的实体法机制的雏形；而为适用这些普遍规则处理跨国争议的特别法庭，[16]尤其是古罗马的外事裁判官制度则是程序法机制的原始发端。进入属人及属地主义时代后，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解决转而适用内国单边的实体法，步入漫长的特殊主义时期，直到19世纪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肇始，才逐步趋向对普遍主义的归复。程序法机制则从托勒密王朝时代开始演变，[17]仲裁、诉讼等各项制度日逐完善、不断丰富。作为解决国际民商纠纷第三类手段的冲突法机制，其出现则是较晚的事，是纠纷解决法克服实体法机制缺陷的必然。欧洲大陆进入13世纪后，跨国性商业往来尤其是区域性经贸关系蓬勃发展，各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激烈争夺对跨国纠纷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法律冲突问题应运而生。意大利的各城邦国家渐发现，一律适用内国实体法并不总能带来公平合理的结果，无视外邦国家利益和法律的裁判往往得不到外邦的承认和执行，从而影响及阻碍跨国民商关系的发展。出于公平合理处理跨国纠纷以促进国际民商关系顺畅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外国实体法的效力并予以适用便是司法实践多国博弈的结果。冲突规范宛如一颗耀眼的新星，凭借巴托鲁斯的智慧以“法则区别说”的原态迅速照亮了整个欧洲的夜空。戴西和莫里斯在分析英国冲突法实践后指出，“反致的产生，就是一连串意外事件的历史”。[18]出乎巴托鲁斯意料的是，他为解决各国实体法律冲突而殚精竭虑创造的冲突规则，会在日后的司法实践中卷入到无穷的冲突漩涡之中，国际民商纠纷的解决在经过冲突规范解决实体法冲突的问题后，又遭遇了冲突规范之间“二级冲突”的新难，致送作为协调冲突规范冲突以达到最终有效解决国际民商纠纷的手段和新机制终被催生。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冲突规范通过规定的连结点来寻找处理案件的实体法，这种选法机制对准据法指向的是包含冲突规范在内的外国法律体系，并非具体的法律规则，外国冲突规范被指引和适用就具有逻辑基础；传统冲突法机制是种“分配法”或“管辖权选择方法”，其在确定处理纠纷的准据法前并没有考察该法的内容，对适用该法所产生的后果无从知晓，无法保证案件的处理达到公平的预期。即便现代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传统僵硬的冲突法机制进行改良后，由于案件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最密切联系地法也只能满足国际民商纠纷的解决获取立法的公平而不能确保个案正义的实现，就需要进行新一轮法律选择对不良的适用后果加以矫正，这是致送产生的客观基础。当代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致送，则是其正当性强有力的彰现和明证。当然，各国对各种致送类型的接受程度是一个国情问题，取决于一国国际民商关系的发展阶段和国际民商纠纷的实际情况。正是国际民商关系发展水平和国际民商纠纷情况的不同，导致各国致送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千差万别。
在当代中国，致送的制度正当化具有独特而复杂的语境。首先是改革开放的社会语境。我国正由传统的封闭型社会向现代的开放型社会转型，国际民商关系、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蓬勃发展，国际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近年来，我国公民和侨民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非洲屡次遭受抢劫、劫持、绑架甚至杀害，在俄罗斯遭遇禁售令等事件均表明，如何保护我国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在外侨民以及人员的合法权益成为严峻问题。我国法院在处理这些国际民商纠纷时，如接受反致适用我国的实体法律，或者事件发生国法院接受转致适用我国公民和侨民的属人法即我国实体法，即有利于对我国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在外侨民以及人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其次是“一国两制”的宪政语境。实行“一国两制”，我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形成了“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根据保持法律50年不便的原则，区际法律冲突成为社会新现象，成为解决区际纠纷的“拦路虎”，甚至影响“一国两制”的稳定。因此就有必要规范致送制度，协调冲突规范的冲突，消除其对区际民商秩序和“一国两制”宪政制度的不利影响。香港、澳门和台湾均规定了致送，我国大陆也应在立法上接受该制度。最后是法律发展滞后的制度语境。我国正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阶段，相应的许多法律规定得不够合理和完善，与发达国家的法律相比相落后，因此对国际民商纠纷适用国际惯例或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律可能要比适用我国实体法更能体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裁判结果会更公平合理，更能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就必要规定转致制度以实现此种裁判期望。
（二）补救原则——致送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冲突法机制中的定位与建构
考察各国立法，致送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冲突法机制中主要有以下两种定位：一是例外制度论，致送被规定在国际私法法典的分则中，仅适用于继承、身份、家庭等有限的领域；二是基本原则论，将致送规定在国际私法总则中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适用原则，对绝大多数领域均接受致送对外国冲突规范的援用。例外制度论的理论依据是，随着法律统一化和趋同化的发展，特别是本国法与住所地法两大法律适用主义的融合，各国冲突规范的冲突性质不断削弱；同时，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两大原则的广泛采用，增强了现代法律选择的灵活性与合理性，从而在合同、侵权等领域排除了致送功能的发挥。事实上，法律统一化和趋同化现今还主要表现为区域性运动，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冲突法大一统是个纯粹的乌托邦，只要主权国家没有消亡，各国冲突法的分歧就不可避免，致送作为协调冲突法冲突以公平处理国际民商争议的机制就具有客观基础。最密切联系原则等现代灵活化选法方式尽管较之传统硬性冲突规则能得较为合理的准据法，并不排除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立法预制的最密切联系地法不再具有与国际民商纠纷的最强联系，或者由于具体案件错综复杂，立法指引的最密切联系地法的适用不能实现实质公平的预期，这就需要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作新的发展，对此种不当的适用从满足个案公平的价值层面加以补救与矫正。因此，现代的灵活性的选法方式与致送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是种互补关系，排除致送在合同、侵权等领域的使用而将其限制在继承等若干的领域是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致送具有对冲突规范的普遍的矫正功能，应作一项原则适用于国际民商纠纷的各领域。但将其推崇为冲突法的基本原则则有过当之嫌。基本原则论主张法院国对外国法的指引一律指定冲突规范，其实质是完全否定了内国冲突规范的合理性和效力，无疑取消了内国冲突规范应有的地位。以灵活的选法方法为核心的现代冲突规范，其适用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使国际民商纠纷得到公平合理的结果，其正当性和法律效力是值得肯定的。其适用不能满足个案公平的要求，仅是个别、例外的情形，因此致送对现代冲突规范的补救及矫正功能也仅在某些特定场合才得以发挥。相对冲突规范，致送在国际民商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就只是一种补救机制或矫正机制。据此，本文认为，致送可作为一种法律适用的补救原则规定在国际私法法典总则。具体条款可作如下规定：“如本国冲突规范所指引的本国或外国的实体法不能使国际民商争议得以公平处理，则接受本国冲突规范对外国冲突规范的致送，根据外国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实体法律来处理国际民商争议。”
三、司法价值与适用规制：司法衡平的破冰理路
（一）价值与场合——司法适用冰封状态的融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致送的适用长期处于冰封状态，至今没有出现过相关的案例。其原因，一方面是司法解释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部分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或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处理合同争议适用的法律，是指现行的实体法，而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明确在合同领域排除致送适用的可能。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致送作了模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适用的实体法”，学界有观点认为此条“确定适用的实体法”的语句表明了对外国冲突规范的排除，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此种观点因而从整体上放弃对致送的适用；另一方面是法官对致送的样态作了过于狭窄的理解。如前所述，致送具有多种样态，是理念、方法、制度和原则的复合。但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对致送的把握也仅局限于其在法律规范层面的显性样态——制度和原则，认为立法上没有关于接受致送的规定，致送的适用就缺乏正当依据，完全忽视其作为实现公平理念的手段及选法技巧的隐性价值。本文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立法没有明确接受致送的条件下，法官还是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致送的。首先，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部分第（五）条的规定已因《涉外经济合同法》的废止而丧失了法律效力，并且现行《合同法》也没有明确排除致送在合同领域的适用；其次，上述《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仅表明法律选择的最终结果是选择某国的实体法，并没有排除在法律选择过程中适用外国冲突规范的意图，因此并未明确拒绝致送。[19]最后，尽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但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并非是机械的运用，而是包含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价值分析与判断的过程，同时立法总会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这都给作为公平理念的形态及选法思维技巧样态的致送创造广阔的适用空间。
致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在于：一是实现个案的公平。在内国冲突规范的适用导致具体案件出现不公平、不合理的场合，致送即作为一种补救手段，发挥对不合理冲突规范进行个案矫正的功能，以保证案件得以公正妥善的解决；二是获取判决一致以促进民商交流的秩序化。在“一国两制”形成多法域共存的区际社会，促使案件无论在哪个法域起诉均能获取一致的判决，对区际民商交流秩序的形成和日后统一冲突法的制订将具有重要意义。在某些领域和场合，致送的适用可以满足此种期望；三是满足保护弱势群体及我国公民利益的需要。[20]如前所述，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公民在某些国家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适用致送就有利于有利保护弱势群体及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致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场合有：一是立法规定接受致送的场合。如日后的《民法典》或《合同法》司法解释等接受致送制度，则法官可依据成文法相关规定进行适用；二是冲突规范适用出现偏差的场合。如内国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实体法导致案件处理的不公平、不合理，则法官可以适用致送制度，适用外国的冲突规范进行矫正，选择有利于实现个案公平的实体法。三是自由裁量场合。对于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法律适用事项，比如“最密切联系地法”的确定，致送即提供了一种确定方法，法官可以依照该机制的指引，在内外国冲突规范逐个考察其与案件的联系紧密程度，最终确定合理的准据法。四立法空白的场合。对于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国际民商争议，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可以进行类推适用，按相近似的法律处理。当类推选择的实体法不利于实现公平时，法官就可以转而适用该国对此事项的冲突规范进行选择，其中可以应用致送进行广泛的选择，直到寻找到合适的实体法对纠纷进行公平处理。
（二）原则与方法——司法衡平理念的确立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办法》、《安徽省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行办法》和《安徽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试行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人民政府
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省人民政府同意《安徽省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办法》、《安徽省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行办法》和《安徽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试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实际，积极开展试点工作。
第一条 为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调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增长，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符合下列条件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公司、国有控股的公司，以下统称国有企业），其厂长、经理、董事长可以实行年薪制：
（一）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二）劳动、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健全；
（三）依法缴纳税费和各项社会保险费；
（四）生产经营正常。
年薪制是以年度为单位，根据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业绩和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确定其工资收入的制度。
国有企业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其年薪的标准应当低于厂长、经理、董事长的年薪。具体标准由该企业厂长或者经理提出，董事会决定。
未改建为公司的企业实行年薪制，应当经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审查同意。
第三条 实行年薪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与企业规模和经营业绩相适应，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
（二）先考核，后兑现；
（三）与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相结合。
第四条 县级以上劳动、经贸、财政、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对国有企业实行年薪制进行审查、考核和监督。
国有企业拟实行年薪制，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事先征求工会意见，设立股东大会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议定，并按隶属关系报同级年薪制审查部门审查批准。
第五条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年薪由基本年薪、效益年薪和奖励构成。
第六条 基本年薪以本企业当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依据企业规模加以确定。其标准为：
（一）大型及其以上的企业经营者，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
（二）中型企业经营者，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倍；
（三）小型企业经营者，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
没有确定规模的国有企业，其经营者的基本年薪由年薪制审批部门参照有关标准确定。
第七条 效益年薪根据企业经济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确定。其标准为：
（一）完成或者超额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经营者的效益年薪按下列公式计算，但一般不超过本人当年的基本年薪。
效益年薪＝经营者的基本年薪×（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1）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期末国家所有者权益÷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100％
（二）未完成核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不得给予效益年薪。并应按照每减值1％，以经营者的基本年薪乘以一定比例的标准扣减基本年薪和风险抵押金。基本年薪全部扣完的，经营者按照职工年平均工资额领取本人工资；风险抵押金全部扣完的，应当于下一年的年初补足风险
抵押金，不予补足的，取消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资格。
第八条 考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参照上市公司的会计制度执行。但必须剔除下列不是因企业经营效益而使净资产增减的因素：
（一）国家对企业增加的投资；
（二）国家专项拨款、各项建设基金投入；
（三）先征后返的税金和政府给予优惠等原因而增加的资金；
（四）按照规定进行评估、重估而增加或者减少的资金；
（五）按照规定进行清产核资而增加或者减少的资金；
（六）接受捐赠；
（七）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为依法应当剔除的其他因素。
第九条 企业经营业绩突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幅度较大的，给予国有企业经营者奖励。奖励的标准按照效益年薪的计算办法计算。
第十条 实行年薪制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必须交纳风险抵押金。交纳风险抵押金的数额为：
（一）大型及其以上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交纳的数额为5至8万元；
（二）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交纳的数额为4至6万元；
（三）小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交纳的数额为3万元。
风险抵押金一般为现金，也可以有价证券、房产抵押，但现金和有价证券的份额不得低于50％
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必须在年薪制考核部门规定的日期交指定的银行存储，未经年薪制考核部门同意不得提取。经营者任期届满或者工作变动时经审计终结后返还。其中，未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被扣抵的风险抵押金不得返还。
第十一条 基本年薪的80％分月以现金的形式预付。本年度终了，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经营者的全部年薪收入，并于次年的第一季度报年薪制考核部门。经审核批准后，经营者基本年薪的全部、效益年薪和奖励的30％至40％的部分，由企业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经营者。
余下的效益年薪、奖励，股份制企业可以折算成股份为经营者持有；未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可将其转为经营者的风险抵押金。
经营者年薪收入中基本年薪、效益年薪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奖励在企业税后利润中列支。
经营者取得年薪收入，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十二条 经营者不得在企业领取年薪以外的其他工资性收入。违者，年薪制考核部门应当责令其退还，并视情予以处理。
第十三条 经营者离任审计，应当在离任前进行。离任当年的年薪收入不得在未审计终结前支付。如离任审计时发现经营者在任期内的经营业绩与年度审计报告有出入的，经年薪制考核部门核定，经营者超出应得部分的收入应予追回。
第十四条 各市人民政府、行署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办法，报省劳动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劳动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部职工持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公司）。
本办法所称内部职工持股（以下简称职工持股），是指职工认购所在公司的股份而成为股东的行为。
第三条 内部职工股可以由职工个人直接持有，也可设立职工持股会集中管理。
第四条 实行职工持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自愿的原则；
（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
公司不得以职工是否持股、持股数量的多少来作为职工上岗、下岗的条件。
第五条 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实行职工持股的，在改制时必须由具备法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其中，国有资产的评估结果须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严禁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
第六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公司，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经营，维护持股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股权设置
第七条 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不同行业和领域，区别情况，决定是否能够实行职工持股：
（一）金融、电力、交通、邮电、烟草等企业，原则上不实行职工持股；
（二）城市煤气、自来水、公交等公用设施领域，以及享有特许经营权或者特殊优惠的企业，可以有选择地进行试点；
（三）在基础产业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必须经国有产权代表机构和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四）其他企业，可由国有投资主体或者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根据实际决定实行职工持股。
连续两年亏损或者预期资本收益率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的企业，是否实行职工持股，由职工通过大会讨论决定。
第八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企业，应当根据企业规模、经营状况和职工出资能力，提出职工持股方案（包括职工持股的总额、基数等），经企业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并经国有产权代表机构认可后组织实施。
关系国计民生、确需由国家控股的公司，其股权结构必须经该公司的国有产权代表机构批准。
第九条 内部职工股的设置方式：
（一）设立为公司或者已改建为公司的，可以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设置，也可以采取购买公司部分股权的形式设置；
（二）拟改建为公司的，可采取职工个人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作为发起人设置，也可以采取购买企业产权的形式设置。购买企业产权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以购买企业产权的方式实行职工持股，一次付清认购款的，可给予不超过总价款10％的优惠。
第十条 公司的董事长、经理持股额一般应当在职工平均持股额的5倍以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业务人员也可以多持股。
第三章 股份认购
第十一条 职工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取得股权：
（一）以现金出资。
（二）公司的科技成果转化后新增的税后留利，经科技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划出一定的比例折成公司股份，奖励给该科技成果的主要贡献者。
（三）实行年薪制的企业，将经营者的部分或者全部年薪折成股份。
（四）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将原企业的工资基金结余按照职工贡献大小、责任轻重、工龄长短分配作职工入股的股金。但被分配的部分不得超过工资基金结余总额的70％。
以企业职工工资基金结余分配的股金，可以按股分红、表决，但不得转让、继承。
（五）以其他合法的形式取得股权。
第十三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企业，应当制定职工购股办法。
第十四条 职工购股程序：
（一）职工提出购股申请；
（二）根据职工购股办法确定个人持股额度；
（三）公布职工持股额度；
（四）办理购股手续；
（五）公司给持股职工签发出资证明或者股权证明书；
（六）公司将职工持股名册上报审批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持股职工以其出资额或者所持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四章 股权转让及利润分配
第十六条 允许职工持有的股权在本公司内部转让，转让的价格依照本公司每股净资产及收益状况确定。职工股权转让后，应当及时办理过户手续。
内部职工股股权转让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或者由公司的股东大会（股东会）制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期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第十七条 职工持股原则上不得退股。但遇持股职工调出、辞职、退休、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死亡和被公司除名、辞退等情况，可依照公司章程或者职工持股会章程的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利润分配，不得采取保息分红的办法，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第十九条 鼓励职工将红利用于企业增资扩股。对将红利转作入股资金的，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五章 职工持股会
第二十条 职工持股会是受持股职工委托，专门从事公司内部职工股权管理，并在持股职工授权范围内代理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维护持股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
第二十一条 职工持股会由持股职工以会员的身份加入，并联合组织成立。职工持股会可以依托公司工会。
第二十二条 职工持股会应制定章程，并依照章程的规定开展活动。职工持股会章程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持股职工入会的条件；
（二）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三）持股职工委托授权的办法和一般内容（如委托代表的股数、表决权等）；
（四）职工持股会理事会的产生办法、职责和工作程序等；
（五）持股会的议事规则；
（六）持股会的经费来源；
（七）其他约定的事项。
职工持股会章程应报本公司和批准公司成立的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职工持股会设理事会，理事由会员按其授权职工持股会代表行使股份的多少选举产生。理事会一般由3至5名理事组成，并以简单多数产生理事长1人。但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不得担任理事长。
理事会具有以下职责：
（一）负责召集会员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三）制定职工持股会的各项制度；
（四）负责职工股的日常管理工作；
（五）收集、整理、反映会员的意见；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四条 职工持股会可以授权理事会，向公司委派股东代表，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进入董事会、监事会，行使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职权，并承担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集体控股、参股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公司、企业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经济体制改革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要素，是指：
（一）专利技术。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二）技术秘密。指通过研制或者以其他合法的方式掌握的、未公开的、能带来经济效益或竞争优势，具有实用性且采取了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
（三）被授予品种权的动、植物新品种；
（四）被授予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
（五）其他类型的技术要素。
第三条 以技术要素参与生产经营的，可以通过下列方式从企业事业组织的收益中对有关人员予以鼓励：
（一）将技术要素作价投资，折算成股份或者出资比例；
（二）增加工资；
（三）给予奖励；
（四）其他合法的鼓励方式。
第四条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股东可以以技术要素作价投资。对作为出资的技术要素，必须进行评估作价，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以技术要素作为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高新技术成果（高新技术成果由省级以上科技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认定）作价出资的，作价金额一般不应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35％，发起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合资一方为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的企业，评估结果应经科技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第五条 合伙人可以以技术要素出资兴办合伙企业。对合伙的技术要素需要评估作价的，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也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第六条 以技术要素作价出资、折算成股份参与收益分配，应当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或者签订协议予以约定。
第七条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实行科研人员的收入与岗位技能、工作业绩和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制度。
第八条 对科技成果的完成者或者成果转化者，由企业、科研院所视情采取下列一种方式从本单位收益中予以奖励：
（一）对职务技术成果作价入股的，可以从该技术成果折算的股份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作为奖励，但奖励比例超过单位技术股份50％的，应当经该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二）将前3年的职务技术成果转化的新增留利不超过10％的部分，作为技术积累折算成股份作奖励；如属高新技术成果提取的比例可以不超过前3年新增留利的20％；（前3年单位已经对其进行奖励的，改制时应当相应扣减技术积累额）；
（三）职务技术成果作价、折算成股份，该技术成果实施后的3年内，可将不低于该技术成果60％的股权收益作为奖励；再后3年内，可将不低于该技术成果40％的股权收益作为奖励；
（四）从连续3至5年实施科技成果新增留利中提取不低于10％的比例作为奖励。奖励比例超过成果转化年新增留利20％的，应当经该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第九条 股份制的企业，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将在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实施转化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有关人员的报酬或者奖励，折算为股份或者出资比例。该持股人依据其所持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分享收益。
第十条 对外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单位，应当从所得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奖励科技人员，奖励比例超过所得净收入50％的，应当经该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将其职务科技成果转让给他人的，单位应当从转让该项职务成果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对完成该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第十一条 奖励应当根据成果完成者或者实施者贡献的大小进行。对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者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贡献者，奖励的份额应当不少于奖励总额的50％。
第十二条 对技术要素可以参照有关标准摊入成本。属于高新技术成果可以加速摊入成本。具体摊销年限由省财政、税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6月18日
林智明
[摘 要]由于立法的含糊及司法解释的限制，传统的反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其实现实质正义和衡平个案公正等价值没有得到开发。随着《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推进，其成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是不远的现实，其司法价值和适用问题将成为理论界和法院面临的新课题。本文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从纠纷解决的法理角度对传统反致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此课题进行前瞻性研究。
[关键词]正当价值；司法适用；纠纷解决；反致；致送
反致是当今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立法与实践广为采纳的制度。然而在我国，1987年颁行的《民法通则》所奠定的民法体系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反而明确排除其在国际合同领域的适用，以致我国法院一直以来对反致功能予以整体性忽视，反致的司法实践长期处于冰封状态至今没有相关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及2003年的《民法典》草案均规定了反致制度，可以预见，随着《示范法》对立法日益深入的影响以及《民法典》编纂工作不断推进，反致从学说法、民间法变身国家法应是不远的现实，其司法价值和适用问题亦必将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法院面临的新课题。本文即拟在从纠纷解决的角度对传统反致理论作些新思考的基础上，做点前瞻性的研究。
一、本质内涵与多层样态：“致送”对广义反致的概念替代
（一）表象式描绘——广义反致概念的理性缺陷
概念作为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们通过大量实践从对象许多属性中抽出特有属性概括而成的。反致概念也是随着国际私法的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提炼的。狭义的反致（remission），即法国所称的“一级反致”（revoi au premier degre）,作为一种法律适用现象最早萌芽于法国鲁昂高等法院1652年和1663年的几个判决，并由学者弗罗兰（Froland）作了初步的梳理，但直到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的“福果案”（Forge’s Case），才引起法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得以成形。此后，随着国际私法实践的发展，与其相类似的各种法律适用现象，包括转致（transmission）即法国称的“二级反致” （renvoi au second degre）、间接反致（indiect remission）、双重反致（double renvoi）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正如泰特雷（William Tetliey）批评：“反致具有多重定义”，“反致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分地理解”，[1]学界至今没有从上述诸类法律适用现象中归纳概括出统一的概念，为了表述该问题及制度，学界便将原初形态——“反致”（renvoi）赋予了广义含义，以作统一的指称。广义反致概念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1、逻辑上欠妥当。因为“反致”（renvoi）的法语原文含有“回翔”之意义，[2]是表怔准据法的指定最后返还法院国并适用法院地法的范畴，其外延可涵括狭义反致、间接反致以及指定法院地法的双重反致，但不具备包容转致以及指定非法院地法的双重反致的逻辑周延。有学者因故坚持认为“反致”一词用法不恰当，主张称之为“移送”才对；[3] 2、缺乏统一性。各类论著在谈及“反致”概念时，绝大多均对狭义反致、间接反致、转致及双重反致分别下定义，而没有抽取此四种法律适用现象的共同属性进行上位概括以获取统一的类概念；3、表象式描绘。在对狭义反致及其类似法律适用现象下定义时，学界均用类似“甲国法指引乙国法，乙国法指引甲国法或丙国法，最后法院适用甲国法或丙国法”的语句进行陈述，实质是把反致当作为纯粹的技术手段按其选法规程进行表象式描绘，未能揭示反致作为法的本质属性，也完全忽略了其内涵的判决一致、公平以及维护内国利益等价值因素。概念认识的表象式和个别性，成为了反致理论深入研究的桎梏，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反致问题本质探讨的不够深入具体，以致相关理论呈现重大分歧，酿成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千差万别的形态。因此，对广义反致下的各种法律适用现象进行统一概括以提炼科学的上位概念，对相关理论及制度的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致送”的内涵——从协调法律冲突技术到纠纷解决法的本质揭示
“概念是种种观念概括其类似的而形成的共同概念”。[4]无论是直接反致，抑或是间接反致、转致及双重反致，都是在适用外国法调整国际民商关系时产生的现象，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法院地的冲突规范对外国法作“整体的指引”，导致适用外国的冲突规范并据此确定处理案件的实体规则。在本质上，它们属于外国冲突规范的适用制度，体现了确定准据法的权力从法院地冲突规范到外国冲突规范的一种传递、致送的关系。故用“致送”作为上位概念是合乎该类法律适用现象的类本质的。此种内外国冲突规范之间的传递、致送的关系具有授权及准用的性质，内国冲突规范的指引是外国冲突规范得以适用的根据，据外国冲突规范确定的准据法亦视为适用内国冲突规范的结果，其不意味着内国冲突规范就此放弃了对国际民商案件的确定准据法的权力并将此种权力移交给了外国冲突规范，与诉讼管辖权上的移送制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此，将诉讼法高频使用的“移送”术语引入国际私法不仅不能表征传统反致作为国际私法特有制度的特点，而且会引起理解的偏差，明显是欠妥当的。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条件”。[5]在理解传统反致概念赖以维系的基础时，学界一直以来是停留在协调法律冲突的层面上加以把握：“像识别问题一样，反致（renvoi,remission）问题也是一种冲突规范之间的冲突，是一种二级冲突的事例”、“识别冲突是一种‘隐含的（latent,hidden）冲突’……但反致所涉及的却是一种‘公开的’、‘显而易见的’（open,explicit）冲突”,[6]反致被定位为缓解冲突规范冲突的技术制度，其主要价值就是获取判决结果的一致（往往伴随的是法院地法的扩大适用）。[7]进入21世纪之初，此种将国际私法局限于解决法律冲突的观点，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著名法学家李双元教授就呼吁国际私法应从传统解决法律冲突的角色定位中解脱出来回归调整国际民商关系的基本任务做深层的定位，发挥其建构和维护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民商新秩序的价值和功能。[8]此种从解决法律冲突到调整国际民商关系亦即纠纷解决的分析理路，体现了21世纪国际私法革命性变革的方向，为包括反致在内的国际私法制度的本质认识的拓宽与加深开辟了新天地。事实上，法律冲突仅是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过程的一个环节，国际私法的根本目标在于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并非是仅仅解决法律冲突。因此，致送的深层本质并非是作为解决法律冲突的纯粹的技术技巧，而是通过解决法律冲突以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的法律机制，即所谓 “反致法”（致送法）。[9]
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本文对致送作以下定义：所谓致送，是指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中，根据法院国冲突规范的指引，适用外国冲突规范来确定处理案件的实体规则，以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促进并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民商法律秩序的一种冲突法机制。
（三）“致送”的样态——理念、方法、制度及原则的多层复合
“致送”在从学说法上升为国家法的制度化历程中，在不同的层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在法律价值层面，其具备理念的形态饱含丰富的价值因素而并非一套纯粹的技术空壳。在传统国际私法时代，“致送”自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的“福果案”（Forge’s Case）开始就具备了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以维护内国经济利益的理念，之后，随着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发展，其作为协调冲突规范冲突的手段得到强调，达成判决结果的一致成为普适的价值标准。进入现代国际私法时代以来，那种认为“反致条款之能在某些条件限制下，使各国法院对同一案件，得到统一判决外，别无他种价值”的观点遭到有力的批驳，[10]致送价值的综合观得以确立，个案公正合理的现代目标得到弘扬和重视并居于价值体系的核心，[11]实现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秩序化和安全成为了新的时代追求。[12]致送正是上述多元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在法律方法层面，致送显现为选择处理案件准据法的思维、方式和技巧，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8条第二款规定：“如特定法律选择规则的目的在于使法院就案件事实得出的结果与另一州法院审理该案时得出的结果相一致，则法院可适用该另一州的法律选择规则，但要考虑实际可行性。”该规定虽未采用致送（反致）的术语，但实际上致送（反致）被当作为结果选择的技巧而存在。[13]在法律规范层面，考察各国立法实践，致送则具有制度及原则两种样态：前者如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1987《瑞士国际私法法规》，致送被规定在法典的分则中作为一种例外的制度适用于继承、民事身份、亲属等若干有限领域；后者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则将致送规定在法典总则中，作为一条普适的原则。多种样态不同层面的复合，组构了致送错落有致的立体式图景。
二、正当基础与制度建构：致送作为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冲突法机制的考察
（一）正当基础——基于纠纷解决的历史性及中国语境的现代性辨析
对反致理论论战的各种论据，有学者在法哲学方法论角度将其进行梳理并归纳成为以下三大类：一类为“教条论”（Dogmatic arguments），其从概念主义出发，以冲突法的逻辑纯粹性为基础论据，包括国家主权论、逻辑论和修正的逻辑论；另一类为“功能论”(Functional arguments)，其从经验主义出发，以冲突法体系的功能目的性为基础论据，包括围绕“实现判决一致性”、“适用法院地法”和“适用较好法”展开的争论；第三类是“技术论”（Technical arguments），主要从反致操作可行性展开论战。[14]可见，传统反致理论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其局限于从自身的属性上去寻找存在的合理性和制度化的正当依据，这无疑落入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窠臼。“有国家，有社会，有纠纷，就有法”，法的产生和发展决定于其赖以维系的各种物质生活条件所构成的社会基础，一项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植根于其所立足的社会土壤，致送的制度化根据亦深深隐身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
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实体法机制到实体法、程序法和冲突法多元机制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15]其实体法机制及程序法机制的萌芽可追溯到公元前3-4世纪的古代欧洲。古希腊的商业惯例如在海上贸易中心的罗得岛地区发展起来的罗得岛法（Lex Rhodia）作为共同的原则适用于整个城邦社会，而古罗马的万民法则成为适用于罗马人与外国人以及外国人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规则，成为早期普遍主义的实体法机制的雏形；而为适用这些普遍规则处理跨国争议的特别法庭，[16]尤其是古罗马的外事裁判官制度则是程序法机制的原始发端。进入属人及属地主义时代后，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解决转而适用内国单边的实体法，步入漫长的特殊主义时期，直到19世纪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肇始，才逐步趋向对普遍主义的归复。程序法机制则从托勒密王朝时代开始演变，[17]仲裁、诉讼等各项制度日逐完善、不断丰富。作为解决国际民商纠纷第三类手段的冲突法机制，其出现则是较晚的事，是纠纷解决法克服实体法机制缺陷的必然。欧洲大陆进入13世纪后，跨国性商业往来尤其是区域性经贸关系蓬勃发展，各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激烈争夺对跨国纠纷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法律冲突问题应运而生。意大利的各城邦国家渐发现，一律适用内国实体法并不总能带来公平合理的结果，无视外邦国家利益和法律的裁判往往得不到外邦的承认和执行，从而影响及阻碍跨国民商关系的发展。出于公平合理处理跨国纠纷以促进国际民商关系顺畅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外国实体法的效力并予以适用便是司法实践多国博弈的结果。冲突规范宛如一颗耀眼的新星，凭借巴托鲁斯的智慧以“法则区别说”的原态迅速照亮了整个欧洲的夜空。戴西和莫里斯在分析英国冲突法实践后指出，“反致的产生，就是一连串意外事件的历史”。[18]出乎巴托鲁斯意料的是，他为解决各国实体法律冲突而殚精竭虑创造的冲突规则，会在日后的司法实践中卷入到无穷的冲突漩涡之中，国际民商纠纷的解决在经过冲突规范解决实体法冲突的问题后，又遭遇了冲突规范之间“二级冲突”的新难，致送作为协调冲突规范冲突以达到最终有效解决国际民商纠纷的手段和新机制终被催生。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冲突规范通过规定的连结点来寻找处理案件的实体法，这种选法机制对准据法指向的是包含冲突规范在内的外国法律体系，并非具体的法律规则，外国冲突规范被指引和适用就具有逻辑基础；传统冲突法机制是种“分配法”或“管辖权选择方法”，其在确定处理纠纷的准据法前并没有考察该法的内容，对适用该法所产生的后果无从知晓，无法保证案件的处理达到公平的预期。即便现代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传统僵硬的冲突法机制进行改良后，由于案件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最密切联系地法也只能满足国际民商纠纷的解决获取立法的公平而不能确保个案正义的实现，就需要进行新一轮法律选择对不良的适用后果加以矫正，这是致送产生的客观基础。当代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致送，则是其正当性强有力的彰现和明证。当然，各国对各种致送类型的接受程度是一个国情问题，取决于一国国际民商关系的发展阶段和国际民商纠纷的实际情况。正是国际民商关系发展水平和国际民商纠纷情况的不同，导致各国致送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千差万别。
在当代中国，致送的制度正当化具有独特而复杂的语境。首先是改革开放的社会语境。我国正由传统的封闭型社会向现代的开放型社会转型，国际民商关系、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蓬勃发展，国际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近年来，我国公民和侨民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非洲屡次遭受抢劫、劫持、绑架甚至杀害，在俄罗斯遭遇禁售令等事件均表明，如何保护我国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在外侨民以及人员的合法权益成为严峻问题。我国法院在处理这些国际民商纠纷时，如接受反致适用我国的实体法律，或者事件发生国法院接受转致适用我国公民和侨民的属人法即我国实体法，即有利于对我国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在外侨民以及人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其次是“一国两制”的宪政语境。实行“一国两制”，我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形成了“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根据保持法律50年不便的原则，区际法律冲突成为社会新现象，成为解决区际纠纷的“拦路虎”，甚至影响“一国两制”的稳定。因此就有必要规范致送制度，协调冲突规范的冲突，消除其对区际民商秩序和“一国两制”宪政制度的不利影响。香港、澳门和台湾均规定了致送，我国大陆也应在立法上接受该制度。最后是法律发展滞后的制度语境。我国正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阶段，相应的许多法律规定得不够合理和完善，与发达国家的法律相比相落后，因此对国际民商纠纷适用国际惯例或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律可能要比适用我国实体法更能体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裁判结果会更公平合理，更能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就必要规定转致制度以实现此种裁判期望。
（二）补救原则——致送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冲突法机制中的定位与建构
考察各国立法，致送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冲突法机制中主要有以下两种定位：一是例外制度论，致送被规定在国际私法法典的分则中，仅适用于继承、身份、家庭等有限的领域；二是基本原则论，将致送规定在国际私法总则中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适用原则，对绝大多数领域均接受致送对外国冲突规范的援用。例外制度论的理论依据是，随着法律统一化和趋同化的发展，特别是本国法与住所地法两大法律适用主义的融合，各国冲突规范的冲突性质不断削弱；同时，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两大原则的广泛采用，增强了现代法律选择的灵活性与合理性，从而在合同、侵权等领域排除了致送功能的发挥。事实上，法律统一化和趋同化现今还主要表现为区域性运动，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冲突法大一统是个纯粹的乌托邦，只要主权国家没有消亡，各国冲突法的分歧就不可避免，致送作为协调冲突法冲突以公平处理国际民商争议的机制就具有客观基础。最密切联系原则等现代灵活化选法方式尽管较之传统硬性冲突规则能得较为合理的准据法，并不排除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立法预制的最密切联系地法不再具有与国际民商纠纷的最强联系，或者由于具体案件错综复杂，立法指引的最密切联系地法的适用不能实现实质公平的预期，这就需要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作新的发展，对此种不当的适用从满足个案公平的价值层面加以补救与矫正。因此，现代的灵活性的选法方式与致送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是种互补关系，排除致送在合同、侵权等领域的使用而将其限制在继承等若干的领域是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致送具有对冲突规范的普遍的矫正功能，应作一项原则适用于国际民商纠纷的各领域。但将其推崇为冲突法的基本原则则有过当之嫌。基本原则论主张法院国对外国法的指引一律指定冲突规范，其实质是完全否定了内国冲突规范的合理性和效力，无疑取消了内国冲突规范应有的地位。以灵活的选法方法为核心的现代冲突规范，其适用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使国际民商纠纷得到公平合理的结果，其正当性和法律效力是值得肯定的。其适用不能满足个案公平的要求，仅是个别、例外的情形，因此致送对现代冲突规范的补救及矫正功能也仅在某些特定场合才得以发挥。相对冲突规范，致送在国际民商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就只是一种补救机制或矫正机制。据此，本文认为，致送可作为一种法律适用的补救原则规定在国际私法法典总则。具体条款可作如下规定：“如本国冲突规范所指引的本国或外国的实体法不能使国际民商争议得以公平处理，则接受本国冲突规范对外国冲突规范的致送，根据外国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实体法律来处理国际民商争议。”
三、司法价值与适用规制：司法衡平的破冰理路
（一）价值与场合——司法适用冰封状态的融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致送的适用长期处于冰封状态，至今没有出现过相关的案例。其原因，一方面是司法解释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部分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或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处理合同争议适用的法律，是指现行的实体法，而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明确在合同领域排除致送适用的可能。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致送作了模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适用的实体法”，学界有观点认为此条“确定适用的实体法”的语句表明了对外国冲突规范的排除，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此种观点因而从整体上放弃对致送的适用；另一方面是法官对致送的样态作了过于狭窄的理解。如前所述，致送具有多种样态，是理念、方法、制度和原则的复合。但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对致送的把握也仅局限于其在法律规范层面的显性样态——制度和原则，认为立法上没有关于接受致送的规定，致送的适用就缺乏正当依据，完全忽视其作为实现公平理念的手段及选法技巧的隐性价值。本文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立法没有明确接受致送的条件下，法官还是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致送的。首先，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部分第（五）条的规定已因《涉外经济合同法》的废止而丧失了法律效力，并且现行《合同法》也没有明确排除致送在合同领域的适用；其次，上述《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仅表明法律选择的最终结果是选择某国的实体法，并没有排除在法律选择过程中适用外国冲突规范的意图，因此并未明确拒绝致送。[19]最后，尽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但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并非是机械的运用，而是包含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价值分析与判断的过程，同时立法总会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这都给作为公平理念的形态及选法思维技巧样态的致送创造广阔的适用空间。
致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在于：一是实现个案的公平。在内国冲突规范的适用导致具体案件出现不公平、不合理的场合，致送即作为一种补救手段，发挥对不合理冲突规范进行个案矫正的功能，以保证案件得以公正妥善的解决；二是获取判决一致以促进民商交流的秩序化。在“一国两制”形成多法域共存的区际社会，促使案件无论在哪个法域起诉均能获取一致的判决，对区际民商交流秩序的形成和日后统一冲突法的制订将具有重要意义。在某些领域和场合，致送的适用可以满足此种期望；三是满足保护弱势群体及我国公民利益的需要。[20]如前所述，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公民在某些国家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适用致送就有利于有利保护弱势群体及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致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场合有：一是立法规定接受致送的场合。如日后的《民法典》或《合同法》司法解释等接受致送制度，则法官可依据成文法相关规定进行适用；二是冲突规范适用出现偏差的场合。如内国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实体法导致案件处理的不公平、不合理，则法官可以适用致送制度，适用外国的冲突规范进行矫正，选择有利于实现个案公平的实体法。三是自由裁量场合。对于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法律适用事项，比如“最密切联系地法”的确定，致送即提供了一种确定方法，法官可以依照该机制的指引，在内外国冲突规范逐个考察其与案件的联系紧密程度，最终确定合理的准据法。四立法空白的场合。对于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国际民商争议，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可以进行类推适用，按相近似的法律处理。当类推选择的实体法不利于实现公平时，法官就可以转而适用该国对此事项的冲突规范进行选择，其中可以应用致送进行广泛的选择，直到寻找到合适的实体法对纠纷进行公平处理。
（二）原则与方法——司法衡平理念的确立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办法》、《安徽省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行办法》和《安徽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办法》、《安徽省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行办法》和《安徽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试行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人民政府
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省人民政府同意《安徽省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办法》、《安徽省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行办法》和《安徽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试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实际，积极开展试点工作。
第一条 为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调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增长，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符合下列条件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公司、国有控股的公司，以下统称国有企业），其厂长、经理、董事长可以实行年薪制：
（一）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二）劳动、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健全；
（三）依法缴纳税费和各项社会保险费；
（四）生产经营正常。
年薪制是以年度为单位，根据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业绩和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确定其工资收入的制度。
国有企业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其年薪的标准应当低于厂长、经理、董事长的年薪。具体标准由该企业厂长或者经理提出，董事会决定。
未改建为公司的企业实行年薪制，应当经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审查同意。
第三条 实行年薪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与企业规模和经营业绩相适应，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
（二）先考核，后兑现；
（三）与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相结合。
第四条 县级以上劳动、经贸、财政、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对国有企业实行年薪制进行审查、考核和监督。
国有企业拟实行年薪制，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事先征求工会意见，设立股东大会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议定，并按隶属关系报同级年薪制审查部门审查批准。
第五条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年薪由基本年薪、效益年薪和奖励构成。
第六条 基本年薪以本企业当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依据企业规模加以确定。其标准为：
（一）大型及其以上的企业经营者，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
（二）中型企业经营者，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倍；
（三）小型企业经营者，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
没有确定规模的国有企业，其经营者的基本年薪由年薪制审批部门参照有关标准确定。
第七条 效益年薪根据企业经济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确定。其标准为：
（一）完成或者超额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经营者的效益年薪按下列公式计算，但一般不超过本人当年的基本年薪。
效益年薪＝经营者的基本年薪×（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1）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期末国家所有者权益÷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100％
（二）未完成核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不得给予效益年薪。并应按照每减值1％，以经营者的基本年薪乘以一定比例的标准扣减基本年薪和风险抵押金。基本年薪全部扣完的，经营者按照职工年平均工资额领取本人工资；风险抵押金全部扣完的，应当于下一年的年初补足风险
抵押金，不予补足的，取消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资格。
第八条 考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参照上市公司的会计制度执行。但必须剔除下列不是因企业经营效益而使净资产增减的因素：
（一）国家对企业增加的投资；
（二）国家专项拨款、各项建设基金投入；
（三）先征后返的税金和政府给予优惠等原因而增加的资金；
（四）按照规定进行评估、重估而增加或者减少的资金；
（五）按照规定进行清产核资而增加或者减少的资金；
（六）接受捐赠；
（七）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为依法应当剔除的其他因素。
第九条 企业经营业绩突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幅度较大的，给予国有企业经营者奖励。奖励的标准按照效益年薪的计算办法计算。
第十条 实行年薪制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必须交纳风险抵押金。交纳风险抵押金的数额为：
（一）大型及其以上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交纳的数额为5至8万元；
（二）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交纳的数额为4至6万元；
（三）小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交纳的数额为3万元。
风险抵押金一般为现金，也可以有价证券、房产抵押，但现金和有价证券的份额不得低于50％
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必须在年薪制考核部门规定的日期交指定的银行存储，未经年薪制考核部门同意不得提取。经营者任期届满或者工作变动时经审计终结后返还。其中，未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被扣抵的风险抵押金不得返还。
第十一条 基本年薪的80％分月以现金的形式预付。本年度终了，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经营者的全部年薪收入，并于次年的第一季度报年薪制考核部门。经审核批准后，经营者基本年薪的全部、效益年薪和奖励的30％至40％的部分，由企业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经营者。
余下的效益年薪、奖励，股份制企业可以折算成股份为经营者持有；未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可将其转为经营者的风险抵押金。
经营者年薪收入中基本年薪、效益年薪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奖励在企业税后利润中列支。
经营者取得年薪收入，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十二条 经营者不得在企业领取年薪以外的其他工资性收入。违者，年薪制考核部门应当责令其退还，并视情予以处理。
第十三条 经营者离任审计，应当在离任前进行。离任当年的年薪收入不得在未审计终结前支付。如离任审计时发现经营者在任期内的经营业绩与年度审计报告有出入的，经年薪制考核部门核定，经营者超出应得部分的收入应予追回。
第十四条 各市人民政府、行署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办法，报省劳动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劳动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部职工持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公司）。
本办法所称内部职工持股（以下简称职工持股），是指职工认购所在公司的股份而成为股东的行为。
第三条 内部职工股可以由职工个人直接持有，也可设立职工持股会集中管理。
第四条 实行职工持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自愿的原则；
（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
公司不得以职工是否持股、持股数量的多少来作为职工上岗、下岗的条件。
第五条 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实行职工持股的，在改制时必须由具备法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其中，国有资产的评估结果须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严禁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
第六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公司，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经营，维护持股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股权设置
第七条 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不同行业和领域，区别情况，决定是否能够实行职工持股：
（一）金融、电力、交通、邮电、烟草等企业，原则上不实行职工持股；
（二）城市煤气、自来水、公交等公用设施领域，以及享有特许经营权或者特殊优惠的企业，可以有选择地进行试点；
（三）在基础产业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必须经国有产权代表机构和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四）其他企业，可由国有投资主体或者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根据实际决定实行职工持股。
连续两年亏损或者预期资本收益率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的企业，是否实行职工持股，由职工通过大会讨论决定。
第八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企业，应当根据企业规模、经营状况和职工出资能力，提出职工持股方案（包括职工持股的总额、基数等），经企业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并经国有产权代表机构认可后组织实施。
关系国计民生、确需由国家控股的公司，其股权结构必须经该公司的国有产权代表机构批准。
第九条 内部职工股的设置方式：
（一）设立为公司或者已改建为公司的，可以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设置，也可以采取购买公司部分股权的形式设置；
（二）拟改建为公司的，可采取职工个人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作为发起人设置，也可以采取购买企业产权的形式设置。购买企业产权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以购买企业产权的方式实行职工持股，一次付清认购款的，可给予不超过总价款10％的优惠。
第十条 公司的董事长、经理持股额一般应当在职工平均持股额的5倍以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业务人员也可以多持股。
第三章 股份认购
第十一条 职工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取得股权：
（一）以现金出资。
（二）公司的科技成果转化后新增的税后留利，经科技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划出一定的比例折成公司股份，奖励给该科技成果的主要贡献者。
（三）实行年薪制的企业，将经营者的部分或者全部年薪折成股份。
（四）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将原企业的工资基金结余按照职工贡献大小、责任轻重、工龄长短分配作职工入股的股金。但被分配的部分不得超过工资基金结余总额的70％。
以企业职工工资基金结余分配的股金，可以按股分红、表决，但不得转让、继承。
（五）以其他合法的形式取得股权。
第十三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企业，应当制定职工购股办法。
第十四条 职工购股程序：
（一）职工提出购股申请；
（二）根据职工购股办法确定个人持股额度；
（三）公布职工持股额度；
（四）办理购股手续；
（五）公司给持股职工签发出资证明或者股权证明书；
（六）公司将职工持股名册上报审批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持股职工以其出资额或者所持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四章 股权转让及利润分配
第十六条 允许职工持有的股权在本公司内部转让，转让的价格依照本公司每股净资产及收益状况确定。职工股权转让后，应当及时办理过户手续。
内部职工股股权转让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或者由公司的股东大会（股东会）制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期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第十七条 职工持股原则上不得退股。但遇持股职工调出、辞职、退休、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死亡和被公司除名、辞退等情况，可依照公司章程或者职工持股会章程的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利润分配，不得采取保息分红的办法，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第十九条 鼓励职工将红利用于企业增资扩股。对将红利转作入股资金的，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五章 职工持股会
第二十条 职工持股会是受持股职工委托，专门从事公司内部职工股权管理，并在持股职工授权范围内代理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维护持股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
第二十一条 职工持股会由持股职工以会员的身份加入，并联合组织成立。职工持股会可以依托公司工会。
第二十二条 职工持股会应制定章程，并依照章程的规定开展活动。职工持股会章程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持股职工入会的条件；
（二）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三）持股职工委托授权的办法和一般内容（如委托代表的股数、表决权等）；
（四）职工持股会理事会的产生办法、职责和工作程序等；
（五）持股会的议事规则；
（六）持股会的经费来源；
（七）其他约定的事项。
职工持股会章程应报本公司和批准公司成立的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职工持股会设理事会，理事由会员按其授权职工持股会代表行使股份的多少选举产生。理事会一般由3至5名理事组成，并以简单多数产生理事长1人。但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不得担任理事长。
理事会具有以下职责：
（一）负责召集会员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三）制定职工持股会的各项制度；
（四）负责职工股的日常管理工作；
（五）收集、整理、反映会员的意见；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四条 职工持股会可以授权理事会，向公司委派股东代表，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进入董事会、监事会，行使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职权，并承担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集体控股、参股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公司、企业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经济体制改革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要素，是指：
（一）专利技术。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二）技术秘密。指通过研制或者以其他合法的方式掌握的、未公开的、能带来经济效益或竞争优势，具有实用性且采取了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
（三）被授予品种权的动、植物新品种；
（四）被授予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
（五）其他类型的技术要素。
第三条 以技术要素参与生产经营的，可以通过下列方式从企业事业组织的收益中对有关人员予以鼓励：
（一）将技术要素作价投资，折算成股份或者出资比例；
（二）增加工资；
（三）给予奖励；
（四）其他合法的鼓励方式。
第四条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股东可以以技术要素作价投资。对作为出资的技术要素，必须进行评估作价，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以技术要素作为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高新技术成果（高新技术成果由省级以上科技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认定）作价出资的，作价金额一般不应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35％，发起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合资一方为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的企业，评估结果应经科技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第五条 合伙人可以以技术要素出资兴办合伙企业。对合伙的技术要素需要评估作价的，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也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第六条 以技术要素作价出资、折算成股份参与收益分配，应当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或者签订协议予以约定。
第七条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实行科研人员的收入与岗位技能、工作业绩和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制度。
第八条 对科技成果的完成者或者成果转化者，由企业、科研院所视情采取下列一种方式从本单位收益中予以奖励：
（一）对职务技术成果作价入股的，可以从该技术成果折算的股份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作为奖励，但奖励比例超过单位技术股份50％的，应当经该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二）将前3年的职务技术成果转化的新增留利不超过10％的部分，作为技术积累折算成股份作奖励；如属高新技术成果提取的比例可以不超过前3年新增留利的20％；（前3年单位已经对其进行奖励的，改制时应当相应扣减技术积累额）；
（三）职务技术成果作价、折算成股份，该技术成果实施后的3年内，可将不低于该技术成果60％的股权收益作为奖励；再后3年内，可将不低于该技术成果40％的股权收益作为奖励；
（四）从连续3至5年实施科技成果新增留利中提取不低于10％的比例作为奖励。奖励比例超过成果转化年新增留利20％的，应当经该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第九条 股份制的企业，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将在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实施转化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有关人员的报酬或者奖励，折算为股份或者出资比例。该持股人依据其所持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分享收益。
第十条 对外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单位，应当从所得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奖励科技人员，奖励比例超过所得净收入50％的，应当经该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将其职务科技成果转让给他人的，单位应当从转让该项职务成果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对完成该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第十一条 奖励应当根据成果完成者或者实施者贡献的大小进行。对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者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贡献者，奖励的份额应当不少于奖励总额的50％。
第十二条 对技术要素可以参照有关标准摊入成本。属于高新技术成果可以加速摊入成本。具体摊销年限由省财政、税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6月18日
